第二，政策通过组织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原因，像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这个机会主义可以根据条件采取形形色色的表现方式。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形式之一就是尾巴主义，即力求抓住那些已经过时的，因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的组织形式和关系。近期，我们在两个例子中看到了组织上的尾巴主义：在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这两个例子中，尾巴主义都牢牢抓住了已经被阶级斗争进程所抛弃的组织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过时的组织形式都帮助右派分子，束缚了左派的手脚。应该从这两个例子中吸取经验教训。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领导者已经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发出了警告的声音，诚然是以极其谨慎的形式。在国民党中央五月全会后得到的一份关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落实这些决定（即确定与国民党的组织关系的决定）时，我们必须将它们稍稍扩展，即形式上留在国民党内，而事实上尽可能分工，把它放在两党合作的形式中，即从党内合作的形式逐渐过渡到两党的联盟关系上。”这样，来自中国的建议是，在形式上不改变指令的情况下，实际上破坏它们，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过渡到两个独立政党联盟的道路上。但是，这个出自事件全部进程的建议没有得到同情，结果就是明显错误的、极端矛盾的、危险的七月全会决议。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27日

致拉狄克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т2，стр193—196。

我认为，您对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提法，是不充分的。由于话没有说透，在进一步的传播中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即事实上维持现状，再加上左的批评。

您写道，国民党背叛的资产阶级政策“还没有在群众中形成反对国民党的运动，还没有让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理解自己的阶级政党的必要性的理解”。主张维持现状者无疑会抓住这些话。须知正是为此，斯大林重新捡起了“阶段理论”，解释说“不能超越阶段”等，既然群众没有理解到这种必要性，那么就如何如何、等等等等。我们的说法正好相反：为了帮助群众理解国民党的背叛政策，一个哪怕不大但绝对独立地进行批评、解释、揭露的政党是必需的，可以此来为新“阶段”做准备。

须知中国今天的状况，好像是专门为了让群众不明白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而制造的。须知我们以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的全部权威对中国先进工人说，他们已经有了独立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在革命的今天的阶段上，这个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这也是列宁的遗训所要求的，等等等等。国民党对共产党员说：“既然列宁遗训要求你们加入国民党，那我，国民党，就要求你们放弃列宁的遗训，要求你们承认孙中山的遗训。”

通过对三民主义的逻辑解释，抽象地提出平稳地从孙中山过渡到列宁的问题，在一定情况下

可以在对中国革命知识青年的教学中使用，但在巨大的历史规模中，这当然是行不通的。阶级斗争摧毁了我们在孙中山和列宁之间人为建造的桥梁。中国无产阶级应该经历直接公然地克服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公开斗争的道路。如果马克思尚主张对拉萨尔进行斗争，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在提出与孙中山进行斗争的任务吗？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任何混淆、任何拖延、任何伪装对中国无产阶级都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

共产党人应该什么时候退出国民党？我对中国革命近几年的历史不太熟悉，手头没有资料，因此不敢贸然说，这个问题是否应该在1923年、1924年或是1925年就尖锐地提出了。在那个时期，用您的信中的说法，显然是为为期一两年的过渡状态制定的准备方针，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拖得太久了。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孟什维主义的变种，而且还不是好的变种(1905年的孟什维主义，那时它与布尔什维主义联合)，而是1917年的孟什维主义，那时它与右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支持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的正式名称是“人民自由党”，1905—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自由君主派的主要政党。其纲领是：立宪会议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保留地主土地，合法解决“工人问题”。支持沙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政策。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府取缔。——译注。把这种局面神圣化，或哪怕是容忍它，我们就阻碍了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然后再推说这个意识不够发达，以便把今天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在这种政策下，我们将落入循环论证的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