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事实表明，甚至在今天阶级斗争已然展开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都不想退出国民党，那么这不意味着不应该退出，而是因为那里有一个马尔丁诺夫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в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1935）俄国革命参加者，1884年起为民粹派分子，19世纪90年代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0年起为“经济主义”思想家，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思想家，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2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从事杂志编辑工作。——译注的党。我担心，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如此。那时对我们来说，任务可以归结为从马尔丁诺夫的党中吸引出真正的革命分子，不仅在国民党外，而且也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之外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我这是假设，因为中国共产党内真正的力量相互关系，我不了解，由于任何一方都没有明确清晰地提出问题，这一相互关系此前也未必能完全暴露出来。如果我们想尝试拯救中国共产党，避免它彻底的孟什维克退化的话，我们没有权利把退出国民党的要求拖延一天。

您建议局限于共产党走出地下状态的口号，这是回避问题。走出地下意味着破坏国民党的规定。怎么走出？以秘密的方式？不预先警告？不尝试与国民党谈好新的相互关系？不与左翼达成协议？但这是最坏的破裂形式，它将被说成是背信弃义。须知我们在中国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然经过方方面面的讨论，引发过冲突，改变过决定，制定了确定的章程。不考虑昨天是不行的。需要把问题提到重新审查党章的层面上。需要让共产党员直接、公开地建议，在两党充分独立和它们之间的协议的基础上重新审查组织结构。没有这样清晰明确的问题提法，“走出地下”的策略连共产党员自己都不能理解。须知应该让他们明白，这个策略会导致什么结果，应该有明天的前景。当然，退出国民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耽误的疾病总是要求更加激进的治疗。害怕我们会“推开小资产阶级”，是没有道理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和犹豫不决是无止境的。开始时，退出国民党很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摇摆。但争取小资产阶级只能以明确的政策，而不是伪装和外交手腕等。为了推行能够赢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需要有执行这个政策的工具，即独立的政党。

因而，我们的结论如下：

一、承认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有致命的危险，首要威胁就是中国共产党将彻底退化为孟什维克党。

二、承认为领导中国无产阶级，为争取影响工会进行的系统的斗争，为领导无产阶级影响农民群众的斗争，需要完全独立的，即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党。

三、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协调行动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应该完全服从于党的独立性的要求。

四、中国共产党所有真正的革命分子应该推出上面指出的行动纲领，要求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对国民党和工人群众提出充分地、开诚布公地重新审查组织关系的问题。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应该处处“走出地下状态”，即事实上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进行工作。

五、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和阶级政策充分独立的口号下，在布尔什维克与中国共产党内的孟什维克做无情斗争的基础上，筹备它的代表大会。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4日

关于中国革命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т2，стр200—202。

我承认，当前最让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形势。刚刚收到电报，说上海已经被国民革命军占领。国民政府的领土越大，国民党就越是具有执政党的性质，它就更加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在这方面，上海纳入国民政府的领土简直具有决定意义。

同时读了加里宁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1946）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继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和鲁祖塔克鲁祖塔克（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Рудзутак，1887—1938）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起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4—1930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0年当选党中央委员，1926年取代季诺维也夫为政治局委员，至1932年。1934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清洗中未经审判被处决。——译注的讲话，他们阐述和重复了这个观点，国民政府是“中国所有阶级的政府”（一字不差！）。这就表明，在中国可以存在超越阶级的政府。马克思主义被彻底忘掉了。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提纲（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被忘掉了。在《真理报》上读到这些东西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读一遍，再重读一遍……须知在这个问题上，加里宁和鲁祖塔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确切地说，是共产国际今天的中国问题政策。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就越大，在今天的政策下等待我们的危险就越大。（会有这样的聪明人，他从这些话中得出结论，

说我反对中国的“丰收”，托洛茨基在批评多数派的经济政策时指出，在工业严重落后，工业品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农业丰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被多数派歪曲为他反对农业丰收。——译注即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

今天的政策是错误的，甚至哪怕是从“纯国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撇开”在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争论时，布哈林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并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嘲讽说：“你能够撇开天气和民警，在1月的严寒天气中赤身裸体地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但天气和民警不会撇开你。”——译注世界革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无须怀疑，中国国民政府控制了广阔领土之后，直接面对巨大困难的任务时，它就会感到对外国资本的需要，天天都将与工人发生冲突，它就会急剧向右转，转向美国一边，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向英国。此时，工人阶级没有领导，因为不能认为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蛇足是工人阶级的独立领导，而且一直向后者灌输，国民政府是所有阶级的政府。我们原来是孵鸭崽的老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