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际条件之外，新的进攻的可能性将取决于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土地运动的发展，还取决于城市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近期倾向于哪方。蒋介石政变意味的不仅（也许甚至是与其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还恢复和巩固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阵地和由此所产生的全部后果。由此可见，小资产阶级群众转而反对蒋介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为期不会太远。只有孟什维克才会认为，在彻底推翻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前，中国资产阶级将“套在革命的战车上”（马尔丁诺夫）：为了嘉奖资产阶级对民族旗帜的如此忠诚，我们的理论家许诺“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它显然应该巩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整个这个堪称笑柄的前景已经被打得粉碎。但小资产阶级不仅在外国资本那里蒙受严重的损失，也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的联盟那里蒙受损失，因而它必然会转而反对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民族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机制的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其中。

我们自己的政策越坚决，我们越少追随还能“利用”的两个“右派”（斯大林语），我们越是清晰明确地给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为影响数百万城乡劳动群众而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土地运动就进展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越早地转而反对蒋介石。

汉口政府宣布蒋介石为叛徒。当然，这比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即当他的仆从好。但把夸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声明上，无疑是不谨慎的。

由于军事政变而失去政权的政府和议会以最庄严的形式宣布夺权者为叛徒，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它们完全是以此来安慰自己，认为人民“自己”有责任把它们的真正权力还给它们。十分明显，为与蒋介石进行真正的战争，无论如何都需要与国民政府迄今所采取的不同的方法。只有作为真正的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战争才能以胜利而告终。

认为这场斗争将在分裂的国民党的两个部分之间展开，人民群众的胜利将意味着把政权转交到汪精卫的手中，只能是那些庸俗的市民“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蒋介石的政变是简单的“插曲”，类似穆拉维约夫的叛变。事实上，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国家政权的阶级转移。只能通过在革命的整个领导、它的纲领、它的策略、它的组织中的相应的阶级变动，蒋介石才能获胜。为了让群众起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盟，为了让群众相信并明白，他们今天的领导人与蒋介石毫无共同之处，而是他们自己的党的化身，为此需要相应的工农行动纲领，需要谴责、抛弃那些骇人听闻的关于“最小程度地”武装工人的指令。最后，需要为群众提供这样的组织形式——虽然已经晚了许多，它符合今天的中国革命阶段。

为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资产阶级

的群众斗争。应该建立苏维埃。

在发展的新阶段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彻底改变，就像国民党本身应该剧烈地彻底改组一样。共产党服从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维持如此可耻的状况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平等条约”的口号转到阶级之间的革命联盟的政策上。如果共产党追随国民党，它将不会赢得对群众的影响，而是方便了国民党新的向右转，并将被迫在最坏的条件下与后者决裂。如果共产党独立地面对群众，它将迫使国民党的革命分子不是在上层而是在底层，不是在资产阶级中而是在城乡群众中寻找革命支柱。如果共产党尖锐地提出建立苏维埃的问题，革命的国民党将不得不同样站在苏维埃的基础上。那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将采取更加自然、更加灵活，同时也更加牢固的两个苏维埃领导党的联盟形式。

建立苏维埃的成功将与共产党的积极性、无产阶级克服失败后果的能力、土地斗争的规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转变等紧密相关。

根据过去的全部历史，我们十分清楚，斗争的方向和结局不单纯是由一个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决定的。但只有苏维埃能够为群众的新压力提供这样的组织形式，它能够促进人民群众取得为自己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的胜利。

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城乡劳动群众的民主专政，是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开始，可能有两条道路：向后退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议会制度或波拿巴专制制度，或是向前，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中国革命今后将走这两条路中的哪一条，主要取决于国际形势，即取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状态，其矛盾的疯狂增长，其恢复时期接近尾声，这一切都证明，在正确领导的条件下，中国民主革命将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为和必将成为现实的前景。

相反，用抽象的“非资本主义”的前景来实际加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的资产阶级，掩盖共产党不可饶恕地通过国民党依附于资产阶级，缺乏真正的群众革命组织，缺乏真正的群众斗争的革命纲领的企图，不仅不能让我们接近革命的“非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能够葬送它的民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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