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创作，艺术的创作，最重要一点就是是否真实。如果存在作伪，就是有问题。可是当文化传统要求文以载道时，我们不得不作伪，不能不载道。李后主写的“挥泪对宫娥”，如果以现代视角来看，刚好颠覆了人的伪善部分。我们看文天祥的《正气歌》、史可法的《左忠公轶事》、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为什么被选进课本？不见得因为它们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会觉得当李后主写出“挥泪对宫娥”的时候，颠覆性有多么大，他等于是打了已经习惯于伪善的文学传统一个耳光。他就是不要挥泪对家国，而是挥泪对宫娥，这是他的私情。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令人羞怯和难以启齿的部分，只有天真烂漫的李后主，才如此坦然地写出来。我一直很感动于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给予李后主新的定位，不然在整个文化传统中，我们甚至都会怀疑，到底应该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王国维认为他从此以后背负了释迦牟尼与基督的原罪。他到北方之后，觉得身上背负亡国之君的原罪，后来的宋徽宗也是如此。他们完成了文化上的角色，却输了政治上的角逐。

四、政治上的失败者，文化上的贡献者

在政治历史上，李后主、宋徽宗都是亡国之君，是受诟病与批判的，可是在文化上，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朝的词，没有宋徽宗就没有南宋元以后绘画上这么高的成就。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是非常惊人的。

宋徽宗留下一个传统，作为一个执政者，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收藏，是不配作为执政者的。后来的人接受了这种理念，因为他代表了正统。正统并不是政治，不是政权，而是一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一批文物一直被保存下来，在任何战争当中，执政者最先要带走的就是这些文物。没有宋徽宗，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观念。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是李后主和宋徽宗这样的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的美术史上，他们两人是被批判的，政治上的评判被带到了美术史的评价上。如果写政治史，宋徽宗被批判是正常的，可是写美术史批判宋徽宗如何立论？宋徽宗的个人创作丰富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收藏，他编纂的画谱的影响力都极大。这说明政治史一直都在干扰着文化史，我们还没有独立的文化观。我想这是我们在美术史、文化史上，将来一定要纠正过来的一个巨大问题。一篇文学作品被选入国文课本，常常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在这种状况里，无法看到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宿命，好像是注定了要让一个诗人亡一次国，然后他才会写出分量那么重的几个句子出来。就是如果不是遭遇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他的生命情调不会从早期的有点轻浮、有点淫乐的东西转到那么深沉。真的就是一个大的亡国，忽然让这个聪明绝顶的人领悟到繁华到幻灭。所以我们读到《虞美人》，读到《浪淘沙》，读到他这些后期的作品的时候，忽然带动了一个很不同的生命经验。有时候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是说，这个所谓的宿命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亡国在等着李后主，是不是一个亡国在等着宋徽宗，为什么宋徽宗的书法写出这么华丽而感伤的瘦金体出来，是不是里面有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的赎罪感在里面，这些都是非常难以解释的现象。我们就不能了解，宋徽宗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书法，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人写出这种锋芒毕露的书法，可是他真的是用这样的字面对了亡国的命运。这种在亡国之后产生出来的创造力，其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