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并不是一切假设都毫无历史价值。安德烈·莫鲁瓦的假设很有真实感，他设想了由杜尔哥领导的一场财政改革获得了成功，法国大革命因此未能爆发。在这场财政改革中，王室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1774年议会决定性的失败与巴黎警察局的改革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有关美国内战中南部获胜的有趣问题，他假设的是南军赢得了葛底斯堡战役。埃米尔·路德维希在文中提出的假设在当时很流行：如果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不是死于1888年（即位99天后），德国政治此后也许能更自由化地发展。不过，假设性文章写得再好，我们也能明显地察觉作者所体现的政治立场或宗教倾向。就这点来说，作者更多地是想告诉读者，自己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怎样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去考虑19世纪当时可能的选择。因此，莫鲁瓦想象了法国永远处于英美的联合庇护（英国已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获胜），丘吉尔也同样鼓吹大西洋两岸进行联合（英国最终让美国南北达成和解），路德维希为英德联盟计划的流产唱起了古老的德国自由主义挽歌（在他的想象里，国王腓特烈的在位时间延长了许多）。换句话说，这些作者并不是完全漠视后世人的感知来讨论历史事件的，而总是以在当代颇受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怎样才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归根到底，这些讨论都成了作者对往事天马行空的想象。有趣的是，只有伊莱尔·贝洛克反事实地想象了比既有历史更坏的结果。他和莫鲁瓦一样抹掉了法国大革命，但在他的假设中，作为强国的法国国力衰退更为迅速，神圣罗马帝国也由此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范围“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从柯尼斯堡到奥斯坦德”。因此当1914年与这个更强大的德国交战时，英国落败，最终沦为“欧洲联邦的一个省”。

另一部反事实论文集《假如我曾……》也有同样的缺点。其中有两位作者“绕开”了美国独立战争（一位假设自己是英国首相谢尔本，另一位假设自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位（假设自己是胡亚雷斯）在1867年赦免了墨西哥马克西米连皇帝，从而避免了墨西哥内战，还有一位（假设自己是梯也尔）则阻止了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欧文·达德利·爱德华兹想象自己是格拉德斯通，通过土地改革而非地方自治解决了爱尔兰问题；哈罗德·沙克曼笔下的克伦斯基对科尔尼洛夫的态度更为谨慎，因此避免了布尔什维克的突然袭击。路易斯·艾伦则化身东条英机，他没有攻打珍珠港，而是攻打英国、荷兰这两个帝国，日本也因此赢得了战争—不管是对美国人还是对日本人，这个想法都是很有吸引力的。除此之外，罗杰·摩根笔下的阿登纳在1952年重新统一了德国，菲利普·温莎笔下的杜布切克让布拉格的春天免于战火的摧残，哈罗德·布莱克莫尔笔下的阿连德维系了智利的民主。以上这些假设在很多人看来很明显是事后诸葛的表现。每种假设的论证主要都是事后的推导，并没有考虑到在当时的背景下历史人物能够采取哪些选择。

斯夸尔与斯诺曼这两部文集共有的另一个弱点，是不少文章都认为单一且微妙的变化通常能导致极为重大的结果，并以此作为立论前提。我们虽然在逻辑上无法反驳这个前提，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由某处细节的改变得出结论并认为它直接导致了某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这个推导太过简单化。“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最初版本是“帕斯卡的鼻子”）理论正是此类还原推导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安东尼对她那大鼻子的迷恋左右着罗马的命运。把理查德三世的失败归咎于丢失了一颗钉子也是这类推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