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种个体化倾向，集团心理学或集体“心理”的人类学模式一直最受历史学家的欢迎。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深描法”—旨在将一套“表意符号”纳入一个容易理解的结构—吸引了许多仿效者。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史，在这种文化史里，（广义上的）文化多少从传统的物质基础决定论中摆脱了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因为人类学学者作田野调查的方式，部分因为“国民性格”概念已经臭名昭著，还有部分则是因为政治术语“团体”（一般指的是地方性的通俗文化而不是更高层面的民族文化）的风行。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可能是所谓的“微观史学”的经典范例了。但也有人将同样的技巧运用于国家乃至国际等更高层面的文化，最为成功的则要数西蒙·沙玛。

不过，对于这种新的文化史也有不少反对声。首先，“微观史学”以如此琐碎的主题为研究对象，导致又陷入了好古癖（尽管历史学家对主题的选择通常由他自身、出版商和阅读市场来决定）。一个更有力的反对则是针对因果关系问题。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历来更关心结构而非变化的过程。因此，采用人类学模式的历史学家在解释诸如巫术信仰的没落之类的问题时，往往会被迫诉诸自身学科的传统资源。最终，最为严重的是对“集体心理”的“深描”很有可能沦为过分的主观主义，即仅偶尔联系经验事实的自由叙述。在任何意义上声称这种历史具有科学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叙事决定论：何不虚构历史？

近些年人们再度关注起叙事形式，其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偷偷摸摸的主观主义，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历史学家始终对变化而非结构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当然，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作用是在某种秩序中整理和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卡莱尔和麦考利以他们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这一点。路易斯·明克在将“历史知识的目标”归结为“发现事件背后的规律”和“将事件有序关联起来”时，实际上是重新表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种观念。这解释了为什么海登·怀特及其他人对19世纪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又重新燃起了热情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叙事形式的复兴受到了某些传统主义者的欢迎，特别是那些（简单地）把科学化的历史等同于计量历史学中的数字运算的人，对此尤其热衷。巴赞在对“新”历史的批评中，欢欣鼓舞于历史写作中的主观主义，并附和卡莱尔，认为过去的事件其本性就是混乱不堪的：

自然科学是一体的，而历史却五花八门，交叉重叠，相互抵牾，不断争执，各自为战，态度偏颇，观点又含糊不清。每个观察历史的人都会根据自己思考与想象的能力来重构过去，这样做的缺点很容易体现在其作品中：谁也不会上当。但历史版本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错误的。我们毋宁说它们反映了人类的心灵……历史的主要效用就是展示过去不可预测的、“毫无条理”的无序状态（这源于人类对于表达的渴求以及为表达而进行的努力）……在写作时想要克服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人类的实践、信仰、文化和行为无法用同一标准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