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史学也吸收了一些由社会学启发的决定论，一些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些则更有韦伯的影子。劳伦斯·斯通的《英国革命的起因》之所以颇受关注，是因为依赖了另一种三重解释模式，即前提条件、积累沉淀与导火索。斯通没有像布罗代尔那样将三者的重要性进行明显的排序—他也的确想要回避去“判定革命爆发的更重要原因是查理一世的顽固还是清教主义的蔓延”。但整本书都在表明：这些事件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使得内战的爆发不可避免。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态度同样谨慎，认为“生产力与税收的提高与军事实力增强”之间“在很长时期内都保持有重要关联”。当然，细读这本书之后会发现，作者并不是大而化之的决定论者。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书中仍然认为在经济因素与国际力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似乎是种微弱的经济决定论，但终究还是决定论。其他人则尝试着基于某种社会学模式提出重大的理论，比如从瓦勒斯泰因所作的马克思式《现代世界体系》到米歇尔·曼更细致的《社会力量之源》、格鲁与比恩的《政治发展的危机》以及昂格尔的《权力的可塑性》。最有伪科学特点的大理论要数关于七种“基本自然灾难”的还原拓扑学式的“灾难论”了。毫无疑问，人们还会继续寻找一种统一的关于权力的社会学理论。至于说这种努力是像炼金术士寻找点金石一样无果而最终被放弃，还是像对秃顶疗方的研究那样延续下去，目前还很难有结论。

除了这类极度简单化的理论之外，近几年来许多历史学家更偏爱的是一种更为狭隘的专门化。当然，布洛赫原本希望历史尽可能从其他许多科学学科中吸取灵感。但实际上，这么做的代价是放弃他与布罗代尔所追求的整体论方法。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科学的历史学已经令人不解地四分五裂，混杂着各种学科，彼此间或多或少都不太相干。

将心理分析引入历史学的尝试就是如此。弗洛伊德当然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的主要目标是揭示个人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因此他提倡“在精神生活方面运用严格而普遍的决定论”。不过，如果将他的理论严格地用于历史学，就有传记文学的意味了。即使要撰写社会群体的“心理历史”，也严重依赖个体表白的分析，但这样的表白与弗洛伊德用以分析病人的表白并不同（弗洛伊德向病人提出诱导性问题，有时甚至会对病人实施催眠）。因此，弗洛伊德对历史写作的真正影响并不是直接的：他学说中的术语（如“无意识”、“压抑”、“自卑情结”等）被普遍随意地运用，而不是严格的仿效。更新近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也有类似的问题，同样也体现了一种决定论的倾向，尤其是在试图将博弈论和理性选择论引入历史时，这种倾向体现得更加明显。其中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及其衍生理论中推想的人类行为，常常比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更为清楚明白。但它们同样没脱离决定论—因此当心理学家遇到这些模式难以解释的现时意识表白时，他们倾向于套用葛兰西的老说法，称之为“错误的意识”而不予理睬。博弈论和心理分析一样也必然是个体化的。如果历史学家希望将博弈论运用于社会群体，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它研究外交史，因为在外交史领域长久以来就有着将国家拟人化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