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适用于相对古老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认为孤立系统的熵总是会增加—也就是说，任由事物自行发展会加剧混乱和无序，甚至连创造秩序的尝试最终也只会减少已存在有序能量的数量。这对历史来说显然有着深刻的意义，尤其是因为它暗示了人类生活与宇宙历史最终会走向混乱无序的状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对历史有深刻的启示，因为它抛弃了绝对时间的概念。在爱因斯坦之后，我们意识到对于时间，每个观察者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如果我在离地面很高处俯视，由于地球引力场对光速产生的影响，一切事物的运动看上去都会显得比从前速度更慢。不过，即使是相对的时间也仅仅指向一个方向，这主要是因为熵，它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心理感受：就连我们记忆某个事件所消耗的能量也增加了宇宙的无序度。

宇宙的无序度在增加。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不过，与19世纪实证主义所期望正相反的是，自然世界中不是所有现象都能用这样明确的定律来加以概括。19世纪末最为重要的科学发展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关于自然现象间关系的大多数表述在本质上都只具有或然性。事实上美国的C·S·皮尔斯早在1892年就在其著作《审视必然性学说》（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Examined）中宣告了决定论的终结：“偶然性会通过所有的感官渠道蜂拥而至：它是所有事物中最冲动冒失的。”他声称：“偶然性第一，定律第二，习惯倾向则排在第三。”而佐证这一点的决定性证据来自1926年海森堡的论证。他发现精确预测一个粒子的未来位置与速度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测定它的目前位置只能利用光量子。光的波长越短，对粒子位置的测量就越精确，但同时对其速度的干扰也会增大。由于这项“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只能预测某项观察的可能结果，指出其中哪个结果是最有可能的。正如史蒂芬·霍金所说，这“把不可预测性或者随机性作为无法避免的因素引入到科学中”，而且是引入到了最基础性的科学中。而这恰恰是始终坚持拉普拉斯式宇宙概念的爱因斯坦所反对的，他在写给马克斯·波恩的信中说道：

你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而我则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着完美的法则和秩序，而且，我倾尽所能地去思考，想要理解它们。对此，我有着坚定的信念，然而我也希望有人能找到一个比我更现实的方式，或者说一个更实在的基础。即使是量子论取得的初步成功，也不能让我相信世界是场骰子游戏的说法，尽管我很清楚你那些年轻的同事们认为这是因为我老了。

但“测不准原理”比爱因斯坦在世的时间更久，而且它居然让历史决定论也感到了尴尬。因为依此类推，历史学家也绝不应该忽视他们自己的“测不准原理”—任何对历史事实的观察都不可避免地会扭曲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只能是“事后诸葛”地选择出要观察的历史事件。

另一个现代科学概念也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启示，即所谓的“人择原理”，关于这种原理最强硬的说法是：“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宇宙，或者在单一宇宙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区域，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起始结构，也许还有自己的一套科学法则……（但）只有少数像我们这样的宇宙才能发展出智性存在。”这自然会引发明显的问题：我们并不清楚应该给那些我们并不置身其中的“历史”赋予怎样的意义。按霍金的话说：“我们的宇宙不仅仅是可能存在的历史，而且还是最有可能存在的历史之一……有那么一类特殊的历史，它们存在的可能性比其他历史要大得多。”这种多重宇宙（和维度）的观念在如加来道雄等物理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似乎没必要照搬加来的某些幻想色彩浓重的概念。由于需要难以想象的庞大能量，即便只是说“穿越虫洞”在时空中旅行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很值得怀疑。（且不说别的，如果时间旅行可能的话，我们的世界早就被来自未来的“旅行者们”灌得水泄不通了—这还没算那些返回到更早的年代的人，他们想要阻止林肯被杀或掐死还是婴儿的希特勒。）尽管如此，有无限多宇宙的这种概念也是相当有启发性的。想象在别的世界里克丽奥佩特拉著名的鼻子在鼻尖上有颗令人生厌的瘊子，在某个物理学家看来近乎胡乱臆想。但这却很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具有不确定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