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生物科学也以类似的方式离决定论越来越远。例如，理查德·道金斯的著作中尽管颇有决定论色彩地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单个有机体只是“生命期漫长的基因进行短暂的结合所制造的生存机器”，但他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表明，基因“只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决定行为……（它们）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创造”。他的达尔文式进化论“对未来是一无所知的”—自然没有预先制定一个蓝图。进化的关键其实就在于复制基因分子（比如DNA）不仅制造错误也重复错误，所以“看上去很细微的变化也会对进化产生巨大影响”。“基因没有预见性，它们并不会提前把一切规划好。”道金斯只在一种意义上算是个决定论者，因为他排除了“坏运气”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就本身来说，运气是随机发生的，一种基因不断地遭到淘汰并不是它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它就是一种坏的基因。”因此，那些能够从命运的残酷选择中幸存下来的个体原本就被设计了这样的能力：基因必须做一项类似预测的工作……但要预测这个复杂世界中的事是相当困难的。生存机器作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赌博……有些个体的基因为他们构建了出色的大脑，让他们能够在赌局中做出更准确的决策，其直接结果就是让他们更易生存并繁衍同样的基因。我们因此拥有了对痛苦和快乐这些基本刺激的反应，能记住自己的错误，能模拟各种选择，能和别的“生存机器”进行交流。

不过其他进化论者对这种论证提出了异议，因为它仍然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认为，一个种族的发展必然是留存强大的个体[用道金斯对复制形式的其他提法来说就是“模因”（meme）或“表现型”（phenotype）]。正如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奇妙的生命》中提到的，某些偶然性事件—比如像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明显发生过的环境灾难—的确中断了自然选择进程，它们彻底改变了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条件，在一夜之间将为适应这些条件历经数千年所形成的生物属性变得毫无价值。那些得以幸存的不是因为基因为他们设计和打造了优越的“生存机器”，而常常是因为其发育不全的属性意外地发挥了作用。总而言之，研究史前史要完全抛开偶然性因素是不可能的。如古尔德所说，英属哥伦比亚省有53亿年历史之久的伯吉斯页岩揭示了多样化的生物机体类型，证明了传统进化理论已经过时、不适用了。伯吉斯页岩中保存的生物机体中究竟有哪些能够在亿年前的那场危机幸存下来，并不是由达尔文自然选择法则决定的。它们只是一场灾难性“抽奖游戏”中的幸运儿。如果灾难以别的形式出现，那么地球上的生命会以不同的、难以预测的方式进化。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古尔德设想的其他可能的世界，其中生活着的不是人类，而是“海洋食草动物”以及有着侵夺性前肢、胡桃夹子般双下颚的“海洋食肉动物”（“如果蠕虫统治着海洋，我实在没有信心认为南方古猿会有机会在非洲草原上直立行走”）。但古尔德对历史偶然性作用的评论并不荒谬。由于在历史学中不能像科学一样通过重复来验证进化论，历史学家们只能建构出一种叙事模式—用他的话说，好比是重新播放一盘想象中的磁带，然后去思考如果最初条件有所不同或是一连串事件中有一个发生了变化，结果会怎样。这不仅适用于说明伯吉斯时期多毛环节动物相较于曳鳃动物的胜利，或始新世时期哺乳动物相较于大型鸟类的胜利，也适用于地球自出现人类以来这18 000年的短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