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大多数可能的反事实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没有哪个理智健全的人想知道，如果1848年在巴黎的所有人都突然长上了翅膀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假设。以赛亚·柏林最先对反事实问题的合理性提出了要求，他对决定论的批评与门内克基于同样的起点，即历史学家需对“个体的性格、目的和动机”进行价值判断，而决定论与这种需求格格不入。但他对已发生事件、可能发生的事件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了重要区分（这种区分最早是内米尔提出的）：

没人会否认，我们常常在小说和梦里去思考人类现在、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可能性中，哪一个才是最佳选择；也没有人会否认，历史学家（以及法官、陪审团）总是会尽其所能地尝试确定这些可能性是什么；而论证的方式便决定了哪些是可靠的历史，哪些是不可靠的历史。所谓的现实主义（其反面则是对生活的无知、臆想或做白日梦）恰恰在于：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置于原本有各种可能性的背景中，并将它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区分，这……正是历史最终的意义，历史的和法律的公平都取决于这种能力……

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合理推断下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进行区分是十分重要的：

当历史学家在尝试确定某事件的发生及其原因时，会拒绝符合逻辑的若干可能性（其中大多数很明显是荒谬的），而且历史学家会像侦探一样只研究至少有一定合理性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对合理性的判断—人作为人会做的事情或会有的状态—构成了与生活方式一致的判断。

换个方式来说，我们关心的是在过去被认为比较合理的可能性。马克·布洛赫对此清楚地阐述道：

判断一个事件是否可能，其实就是判断它的发生概率有多大。那么，去探讨一个事件在过去有没有可能发生合理吗？显然不。只有未来才有偶然性。过去没有给可能性留下任何空间。在投出骰子之前，1到6这6个数字都有可能出现。而如果没有骰子，问题当然就不复存在了……但在一种正确的分析中，历史研究对可能性概念的利用并不会形成矛盾。当历史学家寻思过去某个事件是否可能时，他其实是在让大脑作大胆的尝试，把自己移送到过去，在该事件发生前夕去估测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可能性仍然在于未来。但既然现在被想象以某种方式送回到过去，那么现在就成了建立在时间碎片上的过去，而对我们来说，时间碎片其实就是过去。

特雷弗·罗珀同样也指出：

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时刻都的确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只看到已发生的事情而不考虑别的可能性，又怎么“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只有将我们自己送回到过去，去面对那些选择……只有当我们像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不确定的环境且面对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时，只有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问题一起袭来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吸取到真正的教训。

总之，缩小历史可能性的范围可以让我们去思考那些合理的可能，这样就用可能性评估取代了“偶然性”这个谜团，让我们得以摆脱了单一决定论和无限可能性的两难处境。所以我们要进行的反事实设想不能只是幻想，而应该是以混乱世界中合理可能性的估测为基础对过去进行的模拟性设想（也就是“虚拟历史”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