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军事动员的推进，有些地方出现了希望的迹象。约克郡是苏格兰进攻首当其冲之地，当地贵族的支持也被认为是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而且当地对动员的回应极为热烈。连不苟言笑的监督人、北部政务大臣温特沃斯也对约克郡的热情印象深刻，致信约克郡代理治安长官（负责召集训练有素的民兵），称赞“如您所承诺的，在执行陛下命令……他们不仅愉快且负责，同时体现了出了极大的忠诚和智慧”。为了建造行宫以及亲自检查战备情况，1639年3月30日，国王到达约克郡，受到了拥护者自发的欢迎。“北部的乡绅贵族时常造访行宫，民兵团长官也表现出为陛下作战、捍卫国土的热情。”4月中旬，汉密尔顿欣喜地发现自己之前的悲观是毫无根据的，在他指挥下的“大多数人都非常优秀，衣着整洁，武装也并不像我所担心的那么糟糕”。尽管如此焦头烂额，但查理一世政权并没有垮掉。1639年5月末，查理一世已经向战争中投入了16 000~20 000人的军队—规模几可媲美克伦威尔新模范军（这支军队实际并没达到史载的21400人），而且比1650年在邓巴取得对苏格兰人的决定性胜利的英格兰军队要多出3倍。当查理一世的军队“在盛况空前的隆重中”从约克郡开拔赴边境开战时，除了为国王赢得胜利，他们没有设想任何别的结果。5月，随着军队集结开始进行训练，士气有所高涨，参差不齐的征兵队伍逐渐变成了一支能够进行严肃作战的军队。“如果我们参战，将面临一场史上最血腥的战斗。”弗利特伍德上校夸耀道，“因为我们要坚决血洗反贼，我们战斗力强、士气旺盛。”国王在描述6月初集合的军队时，只是客观地评价了一句：“状态良好，迫不及待想要作战。”查理一世信心十足，“对于那些理应遵从他的地方，绝不再手软”。

然而当两军即将交战时，也就是1639年6月4日和5日，国王开始疑虑重重、优柔寡断。4日，3 000步兵和1 000骑兵的侦察部队在凯尔索遭遇了苏格兰军队，统帅霍兰伯爵错误地估计了对方军队人数，认为寡不敌众，决定撤退。5日，誓约派司令亚历山大·莱斯利利用并加深了这种误解，让军队分布在特维德河北岸邓斯洛地区的各处高地，让国王军队远远地看见，再次错误地估计了苏格兰军队的规模。两军对峙，战火即将爆发。国王此时却过分地怀疑队伍人心不齐，又中计相信对方军队人数大大超过己方，认为现在进攻苏格兰时机不合适。他转而要求谈判，以此赢得时间，而不是冒险与他误以为实力大于自己的军队交战。6月6日，同样想避免战争的誓约派指挥者邀请国王进行谈判，国王欣然接受。

1639年6月，与誓约派进行谈判的决定可能是查理一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随后签订的《贝里克和约》让国王重新获得（含爱丁堡在内的）苏格兰要塞的监护权，并应国王要求解散了誓约派的反对派政府—“圆桌会议”。但作为回报，国王必须承认苏格兰议会以及苏格兰长老会。前者很可能会严重制约远在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对苏格兰的统治，后者则要从苏格兰教堂中移除天主教。无论哪一点，国王都难以接受，他从和约中唯一获得的就是时间。为使苏格兰就范，他还是需要再次发动战争。更严重的是英格兰本土的反应。对那些参与了军事动员的人来说，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似乎都被挥霍一空。国王召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却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放弃了胜利。

不过，国王决定要展开和谈是基于一个重大的失误：苏格兰军队的规模与实力被过分夸大。事实上，1639年6月初国王的军队与誓约派军队不相上下，甚至还可能多出4 000多人。据当时约翰·坦普尔爵士的报告，英格兰军队人数在日益增加，战马（从战术上说，这是军队最重要的部分）已经达到了4 000匹。即使是在霍兰在凯尔索遭遇莱斯利的军队时，苏格兰军的士气正在瓦解。一份英格兰情报提到，“凯尔索的苏格兰军队真的相信如果双方正式交战，我们（英格兰人）必然会打败他们”。而且，苏格兰人正在为食物、武器、现金短缺等问题大伤脑筋。6月初，莱斯利军队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擅自离开军队的现象。苏格兰军队真正状态的暴露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就连现代对查理一世政权在战争中的种种缺陷的最严厉批评也认为，1639年6月国王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讽刺的是，查理一世此时离胜利如此之近是他从未想象过的。如果他再把和谈推迟一周或两周，苏格兰军队很可能就因军需供给跟不上而自己瓦解了。”到那时，他不动一兵一弹就能占领爱丁堡。6月6日，誓约派要求和谈；而如果再等两周，他们也许就会请求投降了。

对查理的同时代人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也很明确。爱德华·罗辛汉姆也许是时事通讯作家中消息最灵通的，他报道了1639年大多数人的共识：“我已听许多有识之士谈起，如果陛下能发挥优势教训一下苏格兰人的傲慢，他也许已长驱直入抵达爱丁堡，让苏格兰人阵脚大乱，必然不会再顾及他们的誓约派贵族。”对当时的人来说，尽管国王遇到了不少难题（懒散的检阅官，像塞伊、布鲁克勋爵那样桀骜不驯的贵族，以及勉强维持工作的军械部官员），但1639年的战争是查理一世可以打胜的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