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9年，查理一世决定在不召集议会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这被看做是以他为代表的王室政权对英格兰地方当权阶层的漠视（这种漠视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英国国王筹备大型战争而不召集议会之先河于1323年由爱德华二世所开—应当说这不是一个好征兆。不过，此后的确也有几次类似情况，都比第一次顺利。1559~1560年，和查理一世一样讨厌议会的伊丽莎白一世，在没有求助立法机构的情况下就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将法国人从苏格兰低地赶了出去。1562年，她再次发起战事，派出一支军队远征勒拉弗尔，此前仍然没有召集两院议会。当然，议会通常都是在战争期间被召集，但并不是保证军事胜利的必要条件。

相信国王可以在1639年发动战争取得胜利而不需议会的资助的，不只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侍臣。在调查了1639年2月国王可以自由支配的不同资源之后，北安普敦郡清教徒、鲍顿的蒙塔古勋爵之子爱德华·蒙塔古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国王完全不需要议会”。查理一世和他的顾问们打算在1639年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检验并希望同时加强那些能够给予个人统治支持的传统制度。君主自古以来就有的财政特权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包括君主在北部边郡的佃户需缴的兵役免除税以及应尽的边境服役等封建义务）；在对地方进行军事动员时，要求郡县各级治安长官（负责各郡民兵组织）及其副职、地方行政官（治安法官）极尽可能地发挥财力、物力、人力。结果五花八门—有堪称出色的，也有胡闹一场的。但到1639年春天，由于没有议会的支持而仅仅依靠个人统治下各级行政机构，这场自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让英格兰陷入了剧烈的动荡。

1638~1639年的冬天，查理一世对征讨誓约派作出了战争部署—一个陆海军全面配合的作战方略，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在汉密尔顿侯爵（英格兰化的苏格兰权贵、国王驻苏格兰军队的将军）统领下的两栖作战部队，由5 000人、8艘战船和30艘给养船（17世纪30年代征收造船税的成果）组成，其任务就是包围爱丁堡，在苏格兰东海岸建立据点；第二，由机敏圆滑的政客安特里姆第二任伯爵兰德尔·麦克唐纳率军攻打苏格兰东海岸，其任务是分化誓约派军队的力量，将他们牵制在西边；第三，查理一世麾下坚毅、勤勉的总督德普提·温特沃斯勋爵将从爱尔兰发起进攻—从苏格兰西海岸登陆，为安特里姆助攻，在爱丁堡的可进攻范围内布置10 000人（大多是天主教徒的）的爱尔兰军队；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发动一支英格兰军队向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天然边界特维德河进攻。如果有必要，则将战争直接引入誓约派的腹地。不管查理是否仍想重夺爱丁古堡（如他最初所计划的），军械部都为战争作足了准备，迅速夺取苏格兰要塞是完全可能的。查理一世希望能在战争中夺取主动权。

但事与愿违。不管有没有议会的支持，所有的战争都是对国库的严峻考验，1639年的这场战争也不例外。1639年国库实际拨出的20万英镑相对来说是个小数目，达不到估计的战争成本。但国库财力的贫乏部分地被地方贵族所筹集的大量款项以及民兵训练耗费在当地的消化所弥补。（到1639年3月，单是约克郡乡绅就宣布已花费了20 000英镑—这些开支都没计入国库总账。）也许这次军事行动计划的主要缺陷在于，苏格兰东北高地的天主教徒亨特利侯爵及其子阿博因勋爵起而反抗誓约派，却没能得到国王军队的及时支援—查理一世因此也错失了1639年在苏格兰建立“保皇党”核心的机会。在其他地方，查理一世的军事行动也处处受挫，不得不被放弃。温特沃斯的征兵行动没来得及开展。安特里姆也没能按允诺及时派出军队。而汉密尔顿对指派给他的东英格兰招募兵军队，则持强烈怀疑态度。当一些贵族们被召集至约克助战时，塞伊、布鲁克两位勋爵公开反对查理一世不召集议会就发动战争的权宜之计。5月22日，出现了日食，这也是个不祥的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