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假设1639年国王军获胜，此后查理一世面对国内反叛或被迫召集议会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种可能性还会逐年减小。但是，仍然还有个地方可以使国王被迫改变政策，并让公众来审视他行为的合法性：法庭。司法部仍然有权力重创国王的财政政策和特权，1637~1638年国王就造船税合法性起诉汉普登一案就可例证这一点。法官席前，此案被判国王胜诉—虽然没有得到议会同意，法院仍然支持造船税的合法性。但对查理一世来说，这种不得法官人心的判决只能算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理查德·赫顿爵士与乔治·克罗克爵士坦率地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造船税是不合法的，他们的意见被视为权威，从而让造船税的合法性问题始终存在疑点。

不过，假设国王的个人统治延续至40年代，法律及其阐释者法官的作用会有怎样的发展，汉普登一案提供了些许提示。17世纪早期，人们以不同方式反复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普通法能不能保证臣民有权拒绝缴付未经议会同意而征收的税款？在汉普登的律师以及全国大多数的法律意见看来，普通法完全有这个权力。对臣民财产的征收必须通过议会；造船税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因此是违法的。

然而对查理一世（正如对他的父亲一样）来说，法律不过是种工具，是国王用以实现其定义的“好政府”的实用手段；而并非（如爱德华·柯克爵士所认为的那样）一套根据上古时代的抽象规范制定的独立的知识体系。在律师中，也就这个问题分化为了两派，但不尽然就是“普通法”（作为固定的宪法原则）和君主“绝对专制”间的争议，更确切地说，是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普通法出现了两种意见。早在詹姆斯一世时期，柯克的死敌钱塞勒·埃尔斯米尔勋爵（死于1617年）和弗朗西斯·培根（后来的圣奥尔本子爵，死于1626年）就四处游说以下观点：普通法是王室政府的有力工具。这二人都对普通法有潜心研究。在他们看来，柯克对臣民权利重要性的坚持是本末倒置。国王可以合理地认为，17世纪20年代需要筹钱捍卫国土时，议会征收的税款明显是不够用的。税收的主要形式—特别津贴时常遭遇有组织的诈骗，因为贵族只就其实有财产的一小部分缴税。到17世纪20年代，如劳德尖锐地指出的，特别津贴已经被减少至极低水平，都不值得国王去和议会讨价还价。另一方面，造船税的征收至少有合理的原因，是臣民能够负担的，并且征收数量很现实，相当于一支舰队的实际成本—这支舰队将为捍卫国土而开赴战场，履行政府应尽的义务。众所周知，法律是征服者的法律，如果国土得不到捍卫，就谈不上普遍意义上的自由，国民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就更无从说起。和查理一世一样，霍布斯也不赞成柯克的观点，他对这番争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认为在某些环境下，国王会因为道德责任而撤销征税必须征得臣民同意的承诺。“如果国王发现要维持这个承诺就无法保护自己的臣民，那么他这么做就是犯罪；因此，他可以也应该无视这个所谓的承诺。”

17世纪30年代里，司法部拒绝承认普通法是工具的观点，这是阻碍王权在议会以外寻找可靠的收入来源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要改变法官的性格是艰难而微妙的。法官直到去世才会卸任，尽管他们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被免职，但公开地将法官解职（查理一世已经因此付出了代价）很可能会起反效果，引起律师的不满，破坏法庭的威望。如果要让法庭成为国王个人统治的有力支持者，必须让他们至少看上去能够独立地进行判决，而不是屈从于怀特霍尔宫的要挟。

但是，说到这些让国王为难的法官，时间似乎又站在了查理一世的一边。17世纪30年代末，他已经离他的目标不那么远了：此时的法官席成员在贵族中深有威望，同时普遍都对王室特权与普通法之间关系的“多数派”解释持赞成立场。1637~1638年反对国王征收造船税的5位法官中，有4位已经七十多岁—均为经历了伊丽莎白时期的遗老，思想还停留在16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的法官事业已经到了尾声。耄耋之年的约翰·登纳姆爵士（生于1559年）、汉普登一案中汉普登的支持者，宣布反对王权后不到一年就死去了。他死后一个月（1639年2月26日），理查德·赫顿（约生于1561年）爵士也死了。民事法院的乔治·柯克爵士（生于1560年）因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不得不于1641年请求退休，他死于1642年2月16日。第四位老法官在诉讼程序细节上支持汉普登的汉弗莱·达文波特（生于1566年），一直活到了1645年，但他所作的判决表明，他准备接受造船税的合法性。法官中，赫顿、柯克，也许还算上登纳姆，可以说是对政府最尖锐的三位抨击者。1641年，查理一世已经摆脱了他们3位。对造船税的反对者还有对查理一世政权其他方面的反对者来说，就法律上有力挑战政权而言，17世纪30年代末期可能都是最后一搏的时候。

到40年代早期，由于没有议会的阻碍，查理一世原本可以不需遣散反对力量或铲除异己，轻松地重建司法部，在要求“王座前的狮子”实施新的财政征收措施时愉快地发出同意的低吟。这种服从是有代价的，司法部的声望会因此削减。但再过些年，汉普登案（如果还能提交法庭的话）就可能会完全结案，法官不会只是勉强地表示同意，他们会大力支持国王的财政政策。

1639年王室胜利后，法律的发展看上去意义已经很明确了。在查理一世统治的40年代，英国也许还是处在普通法的主导下；但这个普通法体系是在培根和埃尔斯米尔勾画的方向下发展的—王权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柯克打下的基础会被废弃。早在1639年对造船税的判决中，罗伯特·伯克利爵士已经宣布了前行的方向。汉普登的律师曾提出，没有得到“议会的一致同意”，“国王不能强行向臣民征税”，伯克利对此毫不犹豫地进行了驳斥。“法律中不存在这种约束国王的政策。法律本身就是国王古老而忠诚的仆人，是他统治臣民的工具或手段。”这番坦率的言论肯定会让那些爱德华·柯克爵士的敬仰者心里猛然打个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