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约派的反抗得以平定，司法部俯首帖耳，国际间“天主教威胁”的减弱，如此一来斯图亚特的三个王国会是什么样子？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639年的胜利对权力的平衡以及对法庭有怎样的影响。毫无疑问的是，在个人威望方面受益最多的就是国王本人了。国王战事的胜利通常都会赢得全国的欢呼；尽管苏格兰的宣传战也相当有力，但这场对誓约派的胜利无疑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也会很有效地让政权的批评者哑口无言。军事上的成功让查理一世有机会实现将三个王国联合成一个“帝国”的野心—实际就是让苏格兰和爱尔兰进一步顺从于英格兰的统治。在政府、法律方面（宗教方面已经这样推行了），英格兰会提供“秩序与礼仪”的模式，这两个凯尔特人的王国必须也遵从这样的模式。国王也因胜利而有机会开始推行他的个人统治。如他所认为的，臣民的福祉恰恰就依赖于他的个人统治。用几年后国王多少有点阴险的话来说：“如果有人愚蠢到要反对国王、国家和自己的利益，上帝保佑，我们会让他们高兴的—即使这违背他们的意愿。”

1637年，劳德大主教是枢密院中要求在苏格兰推行英格兰礼拜仪式的热衷者之一。对他来说，1639年王室的胜利不仅仅是国王个人的胜利，也象征着他热衷的事业得到了天意的庇护。他在英国教会中的影响将得到加强，而30年代因战争中断的传教政策看上去很有可能继续得到有效执行：教区教堂的祭坛均移到东侧并加上围栏，强调在布道期间进行教义问答，坚持教义与仪式的一致，提高神职人员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如果在17世纪30年代，修改后的英格兰礼拜仪式在苏格兰成功立足，劳德的其他想法也很有可能实现。在爱尔兰，斯特拉福德和德里主教约翰·布拉姆霍尔已经在推进他们的计划，准备在仪式上实现与英格兰的一致。在三个王国里，政府的神职化趋向很可能进一步强化—1636年，在劳德的策划下，伦敦主教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随着伯顿、巴茨威克和普林等著名的清教徒在遥远寒冷的地窖中饱受折磨，英国的非国教教徒们也将继续在大主教始终警觉的（有时是怀着报复心的）统治下受苦。伊尼戈·琼斯在圣保罗大教堂60英尺高的科林斯式柱廊顶部刻下了查理一世是教堂的“重建者”的字样，他对教堂的改造也许可以延续至17世纪40年代：对于劳德派来说，这是一座实在可见的胜利纪念碑。

天主教徒也因战争的胜利而受益。他们对战备的及时资助（达10 000英镑）显然会由于胜利收到一笔极为可观的红利。1639年4月17日，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致信她的首席秘书天主教徒约翰·温图尔爵士，承诺将通过“各种……遭到反对的不便做法”保证资助国王的天主教徒的安全—暗示会对天主教提供有限宽容。天主教徒由此可以继续争取国教礼拜法的宽松政策（劳德对此深为厌恶，他仍持强烈的反天主教立场而完全不顾自己的声望），以及法庭对天主教徒的进一步开放。天主教徒尼斯代尔伯爵（1639年与查理一世一起下决定发动战争的顾问团成员之一）要求在苏格兰获得重要职位；支持天主教的国务大臣、国王战争顾问团成员弗朗西斯·温德班克爵士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们很难猜测这些举动是会激起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对，还是会最终促成事实上的宗教宽容（就像同时代的尼德兰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发生17世纪40年代伴随长期议会统治而发生的天主教迫害，其中20多个天主教牧师悲惨地死于绞刑、四肢裂解等酷刑。和17世纪40年代议会对其所谓的宗教异端的恐怖刑罚相比，个人统治时期最严厉的惩罚（包括伯顿、巴茨威克和普林所遭受的痛苦）相对来看算是轻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