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查理一世的顾问们来说，1639年的胜利也有广泛影响。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这场胜利的缔造者们：枢密院中支持国王开战决定的小圈子，他们也密切参与了对苏格兰战争计划的制订与执行过程。这些人包括汉密尔顿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亨利·文爵士。国王在1639年4月形容他们几人是自己唯一能完全信任的顾问。从1637年爱丁堡“叛乱”初现苗头开始，汉密尔顿就是国王在苏格兰最忠诚的贵族，受益也是最大的。他的显赫地位、在苏格兰拥有的大片庄园以及优雅的英国风度，都使他深受国王青睐，极有可能在怀特霍尔宫中占据无人匹敌的位置。他与国王的关系如此亲密，国王甚至让他取代了被谋杀的白金汉公爵（白金汉公爵死于1628年，其骑兵统帅的要职被传给了汉密尔顿）。据说1639年1月“自从他赴苏格兰任职后”，他“在国王那里赢得的信任与权力”又明显增强；1640年12月，他被认为是“对国王唯一有影响力的人”。1639年如果打败了誓约派，汉密尔顿在朝廷的权位（以及国王对他的青睐）将是难以撼动的。

因为这场胜利而有所损失的主要机构（除了议会以外）应该就是英国枢密院了。由于枢密院的管辖范围并未延至特维德河以北，国王在应对苏格兰危机时就已经把它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了。它向国王献言献策的作用被大大地削弱。政府职责中涉及“帝国”的也就是有关三个王国的事务很可能牢牢掌握在国王所选定的小部分心腹手里，这些人包括劳德、阿伦德尔、汉密尔顿、亨利·文爵士，也许还有贴身的帕特里克·莫尔、乔治·柯克和威尔·莫瑞。在1637~1639年的危机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然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1639年的胜利带来的王室独裁倾向会因为朝中的反对声而有所缓和，这种反对本身也是苏格兰失利所导致的。17世纪30年代原本可以因为战争胜利而提高权位的许多人，都与代表“全民”发表意见的在野贵族领袖关系密切。汉密尔顿的圈子里包括塞伊子爵和塞莱子爵（后者第一个提出对造船税合法性的挑战，此后由汉普登接手），很快又加上了曼德维尔子爵（后来克伦威尔东部联盟的指挥官）、约翰·丹弗斯爵士（未来的弑君者）以及苏格兰誓约派领袖成员。事实上，在1639年，汉密尔顿和政权反对者进行公开讨论已让某些极端保皇派对他的忠诚度产生了怀疑，确切地说是“由于爵爷与誓约派的头目进行通信”。

1639年，其他两位主要人物也是如此。1639年战争的主要将领阿伦德尔伯爵，在唯一享有查理一世信任的三人团中地位仅次于汉密尔顿。但是，他在17世纪20年代是白金汉公爵的死敌，而且被公认为是“旧式贵族”前斯图亚特时代贵族特权的捍卫者，而反对查理一世的贵族绝大多数都来自这个阶层。阿伦德尔的两个战地指挥官霍兰伯爵（骑兵将军）以及埃塞克斯伯爵（陆军中将）和反对者走得更近，两人都被看做是“虔诚”事业的保护者。霍兰是“清教徒”沃里克伯爵二世的弟弟，因非国教徒牧师受到教会威胁而出面干预招致劳德的痛恨；他的哥哥沃里克与政权反对者贝德福德伯爵、塞伊子爵、布鲁克勋爵、约翰·皮姆以及奥利弗·圣约翰等人私交甚密。1639年胜利也会巩固埃塞克斯伯爵在朝中的地位，他的大堂兄霍兰一直在帮他争取国王的信任。埃塞克斯的父亲因1601年那场夭折政变被处死而成为伊丽莎白时代家喻户晓的英雄，埃塞克斯则差点成为英国一位活生生的新教徒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