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又在哪里呢？新的产品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比如可以购买一部分套期保值产品来平衡波动太频繁的股票从而规避市场风险。也可以通过购买股权的方式，这种方式允许股票购买者对该股票的未来走势投注，这样他们只需要很小的一部分钱就可以参与高额的股票交易，因为投资的额度小，风险自然也随之减小。这样的做法比卖空交易风险要小很多。（所谓卖空交易，是指投资者向股票经纪人借入股票，等到价低时回购，赚取中间差价，这种方式通常是风险极大的。如果一只股票卖空价是每股10美元，而这只股票没像购买者预测的那样降到5美元，反而一下子涨到了100美元，那么这个卖空交易的购买者，每股就赔了90美元，而不是像他预测的那样每股赚5美元。）

到了1973年，期权交易已经广泛地被投机者使用。在同一年，一个崭新的数学模型给投资者们提供了一个看似很完美的预测股票波动性及风险的解决方案，可以用来对期权的将来价值作更精确的预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费希尔·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合作开发了一个数学公式，这个公式很快就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里被广泛使用。它可以帮助交易员以比较简单直接的方法来对期权价格走势作分析，从而帮助投资者得到更高的利润。这个模型也可以帮助投资者更简单明了地了解市场及各种期权产品，对于他们作投资决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被称为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公式真正重要的意义其实在于，它为金融市场带来一种新的业务，在大熊市的环境下，华尔街可以基于股权未来的走势制定投资策略出售给他们的客户。比如，投资者已经拥有自己的股票，但是他们还可以通过购买期权来抵消熊市中股价下跌的风险。更妙的是，华尔街通过为已经拥有股票的客户提供这种期权业务，还能为自己营造在困难时期关心其客户收益的良好形象。而实际上股票经纪们可以通过出售股权及其他相关服务比执行单纯的股票买进卖出交易赚得更高的服务费。但是期权交易，至少在当时，是一个不错的双赢解决方案。

全球化的进程也创造了新的市场机遇。 1971年美国退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再使用固定汇率，这个举措为美国创造了一个针对英镑、日元、瑞士法郎等外币的极其繁荣的期权和期货市场，当然还有整个欧洲区的债券市场，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新机遇。伦敦的金融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它是美国在境外发行以美元计价债券的主要市场，这意味着在伦敦市场上销售的公司债务不再需要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也不需要遵守美国会计制度的规范。

欧洲债券市场是增长最快的资本市场之一，期权交易相对于普通的债券交易来说，承销商的利润率要高出许多。但是要建立一个成功的欧洲债券业务，同样需要一个庞大而稳定的资本基础。这不仅意味着要在欧洲债券市场上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仅仅在伦敦设立一个分公司，招收当地高级人才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例如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这些先行者们，它们刚到欧洲市场时要和当地的德意志银行还有瑞士信贷这样的巨头竞争。而在当时，这些欧洲的商业银行没有像美国银行那样的法规限制，可以利用它们商业银行所特有的资金优势来支持其投资银行业务；而在美国，为了应对1929年的市场大崩盘而于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规定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必须分离。

在1987年股市大崩盘之前很久，华尔街就成了一个切切实实的高风险环境。“我们背离了最原始的合伙人制度，开始公开上市融资，虽然从此之后我们再不缺资本，可是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最重要的‘制约与平衡’，”约翰·科斯塔斯评论说。而正是由于这种制约与平衡的缺失，华尔街才开始从一个金融体系渐渐转变成了一个挑战风险的大赌场。不仅如此，这些上市的投资银行渐渐发现它们的持股人往往和之前的合伙人对于机构的优先事项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两方面都希望扩大市场占有率，持股人对于利润率的要求要比原先的合伙人高得多。如果高盛可以赚取20%的净资产收益率甚至更高，为什么美林证券、花旗集团或是摩根士丹利就不能有同样的业务表现呢?!华尔街的首席财务官们发现自己年复一年地一直被这类问题考问着，而且这些问题的激烈程度是逐年递增的，到了后来就不是问题了，而是劈头盖脸的愤慨和恼怒。很快，他们就被影响了，他们开始认同这一观点。“你看，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一切也都是有渴望的，” 前摩根士丹利银行家卢·吉尔曼回忆道，“我们希望巨额服务费源源不断，有越来越高的利润率。到了1975年以后，银行办公室墙上挂的标语都是：好机会永远不会有第二次。”已经运作了几十年的华尔街，正在发生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变化，它逐渐摒弃了其核心功能，而变成新奇金融产品的营销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