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考德威尔表示，金融创新的道路到了后来实在是走得太偏了。考德威尔经营着一家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投资公司，同时他还拥有全球众多的股票交易所股份。他作为一名商人和投资者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华尔街开始蜕变时。考德威尔说：“看着这一切默默地发生，直到整个银行业变得非常诡异时，我才开始有所警觉，银行业本应该是个很无聊的行业。”对于考德威尔来说，华尔街的作用就应当是提供资金，帮助企业成长，或者在企业领导能力不足时，把资金保护起来（就像最近的柯达公司案例或一些车厂的案例）。他进一步解释说：“华尔街的本质不需要这些创新，华尔街应该只是找到合适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它们的创新。发明这些千奇百怪的新产品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华尔街自己赚钱。然而华尔街却一直在纵容这些金融机构搞产品创新，使得可以提供给企业的资本越来越少，在这个趋势的影响下信贷市场在渐渐停滞。”考德威尔认为华尔街的发展已经偏离了其原始使命，越来越远。

确实如考德威尔所说，在2005~2006年间，随着这些千奇百怪金融衍生品热潮的兴起，华尔街自然是“随着音乐响起而起舞”，但在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针对企业融资的产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贝莱德投资的总裁罗布·卡皮托说道，“在150年前，金融这个行业开始出现在这个社会中，这个行业的存在有其必然意义，这是为什么这个行业应该按照其使命来发展。如果我们发行债券，这个债券必须是优质的，必须是即使你完全不懂金融投资的母亲来购买，都完全没有问题，是安全保险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行业里产生了一种追逐疯狂事物的趋势，这种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思潮主导了市场。”卡皮托非常同意考德威尔的观点，华尔街已经在其发展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他在贝莱德集团曾是投资银行部的负责人，那时他的部门也要参与每个季度的综合评比，也被列入华尔街投资银行排行榜。他认为以抵押贷款为基础的债券，在其早期如同垃圾债券一样都是有正面意义的，可以为其客户和最终投资人带来收益。而后来的那些创新衍生品则是不负责任的。卡皮托评论说：“如果我们在贝莱德创造出这样的证券产品（这种随时面临崩溃边缘，而且会引起巨大损失的产品），我们会被当场炒鱿鱼的，而贝莱德集团则会竭尽所能地去弥补其客户的损失。”

一些投资银行开始把含有极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重新打包成复杂债券，为了让每个交易都有利可图，它们同时在这些金融产品中设计了极高的杠杆。最终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华尔街带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于2010年年初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上证实，在1985~2000年间，美国住房贷款的年平均增长率为，但在2000~2006年之间，年增长率跃升至10%。而次级抵押贷款在这部分增长里面占绝大多数。次级贷款在2002年时只占新房贷总数的2%，而同样低信用级别的贷款在2008年时升至当年房贷总数的14%。

到了后来，为了使这个交易机器不停运转，华尔街及其房贷发行方——例如安杰洛·莫吉洛的全国金融公司——一起故意地忽略一个事实，之前的房贷都是发放给谨慎而且值得信任的买房者，而之后他们把标准放低，开始向那些不怎么谨慎，也没有好信用的买房者发放购房贷款，而且通常贷款额可以高达房价的100%，这样可以刺激那些收入非常有限或是有着极低信用级别的人都去买房子。在2000年购房贷款总额的7%（差不多7 400万美元）被重新打包成了资产抵押债券，到了2004年，房贷市场总额的22%被重新打包变成了资产抵押债券，这就是高达亿美元的规模。诚然，华尔街上像查克·普林斯、斯坦利·奥尼尔或理查德·富尔德这样的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们，他们本人从来没有亲自签署过任何一笔次级信用的贷款，也没有亲自参与过任何一笔高风险高杠杆产品的认购。但是他们默许了这种激进的冒险行为，没有明确表达他们的疑惑，更没有要求他们的员工面对风险要采取谨慎态度。银行的收入取决于这些高风险产品的销售，他们有着充分的动机去推动产品销售，同时也积极推动像全国金融公司这样的房贷机构去发放更多风险更高的次级贷款。

这种不负责任的竞争可能引发的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总有一天资金循环会无法继续，一切都会瞬间土崩瓦解。金融家威尔伯·罗斯评论说：“当所罗门兄弟公司开创这个资产抵押证券市场时，他们开创了一种处理金钱和债务的新方式。其风险并不在于交易本身，风险更多的是取决于市场情况，在那个时候这并不是一种信用风险。”而当整个华尔街都开始疯狂地追逐垃圾债券或者债券衍生产品时，新的风险就出现了。每一个金融创新产品都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罗斯补充道：“创新的风潮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抵挡，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如果这些金融业者一点儿良心也没有的话，他们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到了2008年的秋天，华尔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度创新者，它们之所以能避免破产，全是依赖一个史无前例的政府救助计划。

华尔街是很好的创新者，这已经无须证明。华尔街上的金融机构总是可以找到各种机会，并把机会变成可以销售的产品，然后卖给客户，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市场疯狂增长的同时，他们当然也为自己赚得盆钵满盈，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再也不用过20世纪70年代大熊市时的那种日子了。然而到了现在，一切都很明显，这种对于利润没有限制的疯狂追求，到最后只能引发危机。华尔街赚的钱越多，潜伏在系统里的风险也就越大。华尔街的那些奇才们能驾轻就熟地变化升级各种新颖的金融产品，但他们就像歌德诗歌里所写到的巫师一样——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金融炼金术的危险性。

华尔街的观察家们开始集中探讨金融产品创新是如何把市场带入危机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也开始随大流地发表评论，在一个英国豪华乡村别墅酒店里召开的一个银行家会议上，沃尔克说他认为整个金融业界最伟大的发明就是自动取款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TM机。他在发言中说道：“我真心希望能有人给我一个中立的证据来表明金融创新对于经济增长是有益处的，我只要求一丝证据，只要一丝证据就好。”在几周后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克·梅奥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华尔街在糊弄政府监管和其他人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担保债务凭证之后的衍生品对于国家经济有非常明确的危害，而且并不难看清。”风险并不仅仅是由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带来的，而是由于本世纪初那几年的创新狂潮累积了太多的潜在风险。而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也迷失了它们的方向，叛离了它们真正的企业客户，全线参与投机。就这样，华尔街与其使命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