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非常希望接下来要写的罗马终于确立了自由和秩序并存的先进政体，既不同于重秩序的斯巴达，也不同于重自由的雅典。然而，史实并非如此。其后的罗马直到公元前367年，在漫长的八十年里，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不稳定状态，贵族和平民之争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造成这种情形的要因可以列举如下几个。

首先大概要归咎于作为农牧民族的罗马人自古以来的保守性格吧。罗马人本能地厌恶改革。即使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进展也很缓慢。一旦改革成功，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他们与希腊人相比，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但是一旦开始发展了，又能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即使进入衰退期，大概也会是慢慢衰退的。

其次是罗马贵族抗争的态度非常强硬。和雅典贵族不同，罗马的贵族阶级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和平民阶级一决高低。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细述。

第三个要因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种情形。尽管罗马平民强烈要求少数人统治的政体下的机会均等，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改变少数人统治的政体，即寡头政治。尽管他们要求授予自己的代表以统治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让平民阶级的所有人都参与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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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国王是终身制的，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经元老院确认同意。一个国王，只要在王位上坐上三十至四十年，势必与元老院的关系会变得很松散，权力的独立性也会很高。因为元老院的职责只剩下向国王提建议和劝告了。与此相反，所有罗马市民都可以参加的市民大会，因为有权对国王行使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投票赞成或反对，从而维持了他们与国王之间的关系。

因此，国王政体的权力构造呈三足鼎立构造。三足鼎立的构造非常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三条腿的桌子总是很常见的原因。

但是，进入共和政体后的罗马，权力构造发生了变化。由两个执政官同时执政取代以前的国王。尽管可以多次当选，但每次的任期都是一年。两个人同时执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独裁，但任期只有短短一年的两个执政官除了祭祀，承担所有以前由国王负责的工作，所以他们需要具备相当强的能力和成熟的思想。而年年选择两个执政官的，就是由各派势力首脑组成的团体——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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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的事态与公元前501年的那次不同。这一次独裁官的任务不是排除外敌，而是平定国内的动乱。因此，这次任命的独裁官没有从拒绝向平民阶级妥协的斗争派中产生。而推举的是与平民相处极其融洽的、瓦勒里乌斯家族的马尼乌斯。他是第一代执政官亲民者的弟弟。

要让平民们放弃罢工，这就足够了。在独裁官瓦勒里乌斯的号召下，平民们走下山岗积极响应，很快就完成了十个军团的编组。

罗马人一方面对其他民族很宽容，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共同体意识。他们只要团结起来共同作战，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并不困难。这次战斗同样取得了胜利。任期结束后的瓦勒里乌斯辞去独裁官的职务。他把权力交还给执政官后，提出了一项提案，禁止剥夺欠债市民的自由。

但是，他的提案遭到了市民大会的否决。因为在税制=军制=选举制的制度规定，在罗马，经济实力越强有义务提供的士兵数越多，能行使的票数也越多。因此，在这种制度下，贵族阶级要在市民大会上左右一项决议并非难事。

尽管知道根据法律只能接受这一结果，但是，平民阶级认为自己的正当权利遭到了否决。因此，他们的愤怒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比以前更强烈了。这次他们转移到了比七个山丘远很多的蒙特萨克罗山上拒不出来。他们进行了第二次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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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马平民阶级的力量在不断积聚。接下来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法律的成文化。

法律只要还停留在口头约定上，在执行中，就容易偏向握有法律制订权的贵族阶级。因此，要求法律成文合情合理的。成文的法律谁都看得到，执行起来就可以做到客观公允。正因为要求合理，所以贵族方面无法对其置之不理。而且，在这件事情上，贵族中的协商派也和平民意见一致。

为此，向希腊派遣了考察团，向希腊学习法律成文方面的经验。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三个罗马人带着讲述至此的罗马现状向雅典出发了。希腊考察团带着罗马人尤其是平民阶级的满心希望离开了罗马。在考察团回国前的这一年里，平民阶级暂时停止了和贵族之间的抗争。

一年后，为编写成文法成立了“十人委员会”，由包括回国后的三个人在内的十个委员组成。这一机构有相当高的权力，为了编写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它可以拒绝任何妨碍该项工作的事情。就好像委员会是无任期年限的独裁官。但是“十人委员会”的领导者不在从希腊考察回来的三个人之中，而是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那位一开始就明确要与平民进行斗争的人物。

公元前449年，《十二表法》出台。一项一项刻在铜板上的《十二表法》出现在古罗马广场的一角。对于它的内容，期待已久的平民自不必说，连协商派的贵族也不禁哑然。

没有一项内容是新的。真不知道他们去希腊都考察了些什么。这一定是大多数罗马人的内心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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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到了此时，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终于看似迎来了平民掌握政权。因胜利而意气风发的平民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得更加出色，与外敌的战斗屡战屡胜。罗马的平民阶级甚至把军事上的战绩也归功于自己。如果这时的罗马平民阶级和波斯战争后的雅典平民一样，宣布由他们是由“自由市民”负责国政，这也许更符合历史潮流。如果这个时候罗马的平民阶级真的这样做了，罗马也会经历民主政体。然而，罗马并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