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能早早预见到遥远的未来，据此立下所谓的百年大计，并把相应的计划付诸实施的人少之又少。正因为少，我们才称他们做天才。除了天才，普通人只会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制订相应的计划。但是，因此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人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制订相应的计划并付诸实施，结果这计划竟成了百年之计，另一种人只解决了眼前的问题，结果也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已。

问题看似都是偶然得到了解决，但是，后者的偶然的确是偶然，而前者的偶然却是必然。历史上的偶然成为历史必然都应该归因于人的所作所为。在后世的我们看来，被认为是历史必然的事件，在当时几乎都是偶然。把这种偶然变为必然，很多时候都在人。因此，历史的创造者始终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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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同盟”中，同盟成员只有罗马和其他加盟国两类。但是，在“罗马联盟”中，成员国却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联盟之主罗马。在罗马，只要是自由民，不分贵族平民一律享有罗马市民权。因此，他们有服军务的义务。这是享有自由的市民的义务，同时也是直接税的纳税形式。当然，他们同时享有投票权和罗马公职的被选举权，以及参与国政的权利。

第二类是旧拉丁同盟的加盟各国。他们是公元前390年一度背离罗马，又被重振之后的罗马再度打败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着与罗马相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罗马毫不吝啬地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完全的罗马市民权。

应该说这是吞并。只是这种吞并建立在与胜者罗马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他们中甚至有人还当选过罗马执政官。

第三类是拉丁语叫“自治城市”的各国。词源为拉丁语的这一意大利语，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地方自治体或市镇。对于这些国家，罗马给了他们无投票权的罗马市民权。

所谓“无投票权的市民权”，就是他们不享有罗马国政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此之外，他们在所有方面都享有和罗马市民同等的权利。这些人被要求学习拉丁语，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享有完全的罗马市民权的人。他们是所谓的准罗马市民军。事实上，只要过三年，一般都可以得到罗马市民权。

因此，这一类无投票权的市民与罗马市民通婚也是自由的。罗马法律规定的私有财权也有保证，而且承认国内自治。

第四类是科洛尼亚，我们把它翻译为殖民地。科洛尼亚和略早些的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殖民地不同。罗马人建设殖民地不是出于经济的理由，而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当然，罗马人也不像希腊人，因本国人满为患，无处容身的人们自作主张去一个地方建起殖民城市，与本土的关系只是通商或文化交流。

只有被认为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地方，罗马市民团才会开展殖民建设。由于他们享有完全的罗马市民权，所以，有义务承担罗马军务。在殖民地的罗马人承担军务，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居住的地方。就这样，在每一个战略要地，罗马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建造用作要塞的新城。

除了罗马市民，也有“罗马联盟”其他加盟国的人建殖民地。前者叫“罗马殖民地”，后者叫“拉丁殖民地”。它们只是殖民者不同，殖民地建设的目的相同。对罗马人来说，建设殖民地就是建“要塞”，所以不太可能交给他们信不过的人。

第五类是历史上统称“同盟国”的各个国家。当然，同盟国是后世的人们叫的。在当时，罗马人称他们为“同盟市”。同盟市就这样成了意大利语中的一个词，现在的意思是共同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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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以那不勒斯为首的“罗马联盟”第五类各国被逐一纳入罗马势力范围，其中大部分是位于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

这就是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确立的“罗马联盟”的实体。罗马选择了其他国家不存在的政治策略。他们没有把失败者贬为奴隶，而是让失败者成为“共同经营者”。流传后世的有名“分而治之”的思想就产生于此。

因为罗马以外的四类国家不是以罗马为中心，向树木年轮那样从里到外按“自治城市”“科洛尼亚”“同盟市”的顺序依次划分的。这四类“同盟国”相互混杂在一起。罗马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同盟各国将不可能团结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罗马。特别是散落在战略要地的殖民地，起到了阻碍同盟各国采取共同行动的作用。

这种混杂的方式优点很多，但是缺点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来自罗马的指令传递迟缓，军队行动不够敏捷。为了解决这一缺陷，这一时期的罗马开始了有计划的道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