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一框架和数字，第五章展示了直到2030年时的经济和货币主导关系。主要的一些结论与未来中国主导的时长、强度和广度有关。同过去的两个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一样，中国的主导地位也将是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之上的。到2030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与美国的12%相比）。这一比重和美国在1950年的时候差不多，却比1870年时英国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将达到15%~20%，而美国却只占7%。这些对中国作出的预测数字比美国在其全盛时期所达到的水平要高，但是比英国在1870年时的水平（24%）要低一些。

随着人民币开始与美元竞争储备货币地位，中国的主导地位同样也会延伸到货币领域。从计量经济学中得到的结果，加上对由英镑到美元的转化的历史经验的不同解读，二者的结合使得对美元和人民币命运的预测带有些许戏剧性。传统的观点认为，从英镑到美元的转变过程是持久和具有惯性的。这一观点是在对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870年左右）和美元成为首选的储备货币（“二战”前后）的时期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美元崛起成为储备货币落后于美国经济崛起65年。

但是，这一观点需要在两个方面加以佐证。首先，本书的分析认为，储备货币不仅仅是由收入决定，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贸易和外部融资。就这个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指数来说，在“一战”爆发前而不是1870年时，美国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上在经济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其次，巴里·艾肯格林和马克·弗朗德罗认为，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超越了英镑。尽管在战争期间，美元和英镑的地位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时期，英镑的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镑区的政客们的推动。从这两个方面考虑的话，美国崛起取得经济主导地位（“一战”前后）和美元成为储备货币之间的时间差就会缩短很多，即这一时间差只有10年左右，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60多年。如果将这种确定时间的方法运用到现在的情况的话，人民币在接下来的10年中就会取代美元，因为在2010年左右，中国的总体经济主导指数已经超越了美国。

货币主导关系的变更还不至于不可阻挡。这还要看中国对其金融部门和汇率政策的改革程度。中国需要取消对外国人在整个金融和贸易过程中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使投资者对他们的流动性和能力充满信心。然而，如果这些政策方案得以执行（有些已经开始执行了）的话，基本因素就会各就其位，进而推动人民币崛起，并取代现在的储备货币——美元和欧元。

对这些预测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同意规模和政策是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地位最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是信心和信任度，而这两者在困难时期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在一次危机的重要关头，投资者的钱在中国手里会比在美国手里更安全吗？或者至少，他们的钱不会被中国政府国有化或据为己有吗？

当然，政治上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政局稳定，而且正向更为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前进，对于消除投资者的疑虑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撇开政治改革不谈，中国也不会做出让投资者们担心的举动。中国通过其政策行动，正在向世界发出一种信号，表明其对提升人民币地位的愿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给中国的决策者们提供一个政治上的通道，使其从当前的重商战略中退出。中国为了保证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它不会使人民币陷于危境。不言而喻，如果美国在政策和表现上遭遇失败的话（即便没有本章开始所描绘的那么糟），从美元到人民币转变的可能性和速度都会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