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详细阐述了中国主导的三个不同方面。首先，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早熟的国家，因为其主导地位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上取得的。与此相反，英国和美国在其取得主导地位的时候，都已跻身富裕国家之列。其次，中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同美国和英国在对比期的情况一样，中国现在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但是与美国不同，中国是有意识地通过汇率或贸易政策来达到繁荣的目标。这与英国也不同，英国主要是依赖于贸易政策，而中国振兴商业的方法则是汇率政策。中国一直与众不同，因为它崛起取得主导地位，以及它的重商主义都与资本的自给自足相关联，而英国和美国则对资本高度开放。

最后，尽管中国现在十分注重商业，但从贸易方面来讲，它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作为一个既重商又开放的国家，中国显得有点自相矛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与美国在其主导地位如日中天时的开放程度相比，中国的开放也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所有的预测都具有不确定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是基于过去所作的一些推断。因此，第七章探讨我们的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与有关中国的数据的预测可能存在的问题。本章认为，对中国所作的预测是谨慎恰当的。对于主导关系的预测没有要求中国复制其在过去30年间的成就——他们假定，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的增长速度在接下来的20年中会放缓至每年6%（以美元计算的话低于7%），与近些年相比，这一速度放缓了大约40%。在考察那些与中国达到同样水平，即达到美国在战后经济全盛时期生活水平的四分之一的国家是如何应对这一情况的基础上，本章作出了一个历史比较。这一比较显示，很多国家在过去已经做了我们所预测的中国在未来会做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同样陷入和遭遇了较长时期的衰退。但是，如果中国是属于后一种类型而不是前一种类型的国家的话，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将会不如人意。

第八章和第九章则描绘了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意义。这里的一大问题就是，“二战”后，美国留下了一个开放的、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贸易和金融系统，而这个系统在中国取得经济主导之后还能够生存下来吗？

作为一个拥有主导权的国家，中国——就像美国主导时期的美国一样——将日益不受局外人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汇率、气候变化以及技术保护主义等方面。而这几乎就要成为现实了。在很大程度上，自身的利益将统领一切。

追求自身利益本身不需要通过削弱现有的体系来实现。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独有的一些特点，特别是中国是历史上最开放的超级大国之一这一事实，将让中国在维持现行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方面也承担一份风险。“二战”后，美国对开放体系所作的承诺与经济的关联较少，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开放的经济体，而这种承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战略考虑：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将会促进其他地方的繁荣，特别是其在欧洲的盟友和日本的繁荣；这样的经济体系在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也能减少另一次全球性战争爆发的可能。中国在市场开放中所承担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将发展成果惠及其国民——中国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持续开放。

贸易对中国的继续前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也可能通过将人民币国际化而从重商主义中退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处于该体系中的重要国家间合作论坛，其效率也不高。这一切都使中国和其他大规模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和摩擦会更多的与贸易，而不是与宏观经济问题相关。反过来，这也会使世界贸易组织，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中国和这些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的中心和重要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