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都应尽可能简单，但又不应过于简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受爱因斯坦训诫的启发，也本着这种精神，本章将尝试着去量化经济主导地位。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经济主导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权力一样，有着很多层面。它有固有的价值（例如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能够使该国声望提高），或者是工具性的价值。作为一个工具，它能被用于取得经济和非经济的成果。反过来，这些成果却可以是全国性，或者系统性的成果。如前一章所述，作为一种工具，经济主导权同样能作为“大棒”和“胡萝卜”来使用。主导权包含了经济学的许多方面，如资源、贸易、金融和货币等。

理查德·库珀对这几点颇有理解：“经济实力……有着不容置疑的惩罚（或奖励）另一方的能力。而惩罚或奖励的选择，是根据另一方是否以作出选择的一方所希望的方式作出回应，以及经济实力的所有者在必要的时候，有此意愿或政治能力来使用其经济实力达到目的而作出的。”

在主导的不同方面可以作出多种区分，但是本章的目的只是对在接下来20年中的经济主导关系作一个更为广泛的预测。这就需要把经济主导这一概念进行量化，而在本章中则通过建立一个指数达到量化的目的。这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尝试。这些指数，或更广泛意义上的量化，减少和模糊了它们试图衡量的基本现象的丰富性。它们也会带有政治性，或者从政治上被控制，目的是维持某些不公平的结果，或是把这些结果合理化。并且，鉴于这一基本概念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一个经济主导指数可能会毫无用处或毫无意义。

说了那么多——至少说了经济主导权的极端表现，即经济主导权的鼎盛和丧失，或者消失——正如苏伊士运河事件所展示的一样，经济主导的这两个极端表现是可以识别出来的。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则是，除了这些极端和明晰的情况之外，是否可以衡量经济主导。

量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弄清楚什么不是经济主导和权力，进而推动有关二者的讨论和争论。然而，如果要认真地进行这种活动的话，那么要考虑至少五条广泛的原则。

第一，量化必须简单。这里的简单是就经济主导的决定因素以及特征的数量而言的。它们的数量要尽量少，但是又要能表现出经济主导的主要特征。在不带歧视性的包容和客观的有所选择之间，要做到如爱因斯坦所说的一样公平处理。达到这种公平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探寻一个特征能为那些已经采用的特征添加多少额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