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在世界市场中举足轻重的话，那么比起小国来，该国的货币是国际货币的一个更好选择。

——保罗·克鲁格曼

一个国家经济主导地位的标志性表现就是该国的货币。尽管人们对货币主导地位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存有争议，但是国家及其政府却很珍视这种地位。这些利益可能是精神上的，例如坎特伯雷大主教就一贯坚持，说“我想让女王的头像出现在钞票上……”。而其他的利益可能是政治上的。例如，英国试着通过货币来维持其后帝国地位的声望，这就是出于政治考虑。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在1964年说过：“如果摒弃英镑区的话，这对整个联邦和其代表的一切将会是一次严重的挫败。”

尽管就一个国家的货币本身而言，货币地位并不被看重，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占据主导的话，其他国家会对此心怀愤恨。这种愤恨源于它们担心，如果一个国家取得货币主导地位，会让这个国家从它们那里得到经济利益。诚如查尔斯·戴高乐对美国享有的“美元”特权所抱怨的一样：“人们不能完全用黄金支付，而只能用美国发行的美元。黄金具有真实的价值，且必须通过劳动才能获得，也不能不冒任何风险和不作出任何牺牲来进行转移。”

现在有关货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美元的命运问题上，这也使美元再一次成为人们狂热讨论的主题。有关储备货币的问题周期性地让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为之发狂，在两种情况下更是如此。第一种情况是在主要储备货币的政策威胁到人们对其信心时（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况）。对于这一点，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作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比喻：“我们不能永远把一个不断失去其价值的国家货币作为我们基本的货币衡量标准……我们也不能期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通过一只总是比标准时间慢的时钟来规定这种货币的寿命。”其次，当美元的潜在竞争对手出现时，有关储备货币问题的讨论就变得沸沸扬扬，21世纪初欧元的出现就是一个例子。

尽管这一问题呈周期性出现，但还是会被悄无声息地遗忘。现在，由于以上所说的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全球经济危机的强度变得更大，有关储备货币问题的讨论再次浮出水面。首先，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危机的出现，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实施不顾后果的政策；同时，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促使局外人向美国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提供了支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9年在联合国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个例子：“从长远来看，人们认为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体系是一个难以为继的体系。”第二个原因则与中国的崛起、人民币可能成为储备货币，以及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后给美元带来的挑战有关。

对于美元的同样疑虑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了特别提款权。但是在那个时候，美元还没有面临任何挑战（实际上，特别提款权的设置是出于对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担心的考虑，即相对于美元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元的数量会显得很少）。在21世纪初，欧元对美元形成了挑战，但是并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危机，使人们对现状焦虑不安。现在，人们对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政策都有所忧虑，同时人们也担心会出现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两种担忧使有关储备货币和美元的命运的讨论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