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动荡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萧条，而经济的萧条，又表现为失业人数的增加。罗马人本来是农耕民族。农民的特点是勤劳并富于进取性，一种有定论的说法是，罗马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优于国境相邻的高卢人。从事农业，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是个高尚的职业。据说公元前5世纪被推选为罗马独裁官的辛琪纳图斯打仗时放下锄头拿起权杖去指挥战斗，得胜归来放下权杖就拿起锄头务农。农业生产以家庭规模的自耕农为主要形态，有的家庭即使拥有奴隶也就是一两个。

其后农耕地和奴隶的数目略有增加，但自耕农的主流地位没有改变。这些自耕农，按资产规模属于第四、第五等级，他们以服兵役的形式向国家缴纳直接税，为罗马成就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士”和“农”的区别不那么明确之外，那个时期的罗马就已经有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

然而，由于意大利中部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这些中产阶级受到了直接打击。

在公元前240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西西里成为罗马的一个新的行省，要向罗马纳税。西西里以大量的小麦用于缴纳直接税，大量小麦流入市场对罗马小规模农家的小麦生产造成严重冲击。由于自耕农生产的小麦不具备价格竞争力，农民们转为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及从事畜牧业。在小规模自耕农为主要形态的时代，农家及时转型是成功的。因为随着罗马国力不断增强，社会资本充实，城市建设投资规模扩大，带动了包括同盟城市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地区生产水平的提高，对橄榄油、葡萄酒等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强劲。

这一切，在公元前15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

首先公元前187年，罗马政府将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以战争国债形式向人民筹借的款项全部偿还完毕。

继而在公元前167年，上述这种实质上为向罗马公民征收直接税的筹集战争资金的做法被宣布废止。

这是因为，罗马属下的西起西班牙、东至希腊的幅员辽阔国土上的各个行省都要向罗马缴纳十分之一的直接税和矿山收益，再加上国有土地租金和港口使用费等等的间接税入账，没有必要再向罗马公民征收直接税。

我把战争国债意译为“直接税”，是由于它是按公民所拥有资产的多少来课征的。这种税全部取消，得益最大的是富裕阶层。此时罗马出现了资金过剩的“钱多状态”（有点像现在经济学家们常说的“流动性过剩”），取消直接税是导致资金过剩的第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