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民精神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态度、政治思想，是为政者与老百姓之间深切的感情，是对老百姓疾苦深入负责的态度。忧民精神是一种彻底的、纯粹的为人民，这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都要求官员能在心里装着老百姓，主动地去了解民情，调查研究，懂得老百姓的疾苦，思老百姓之所思，想老百姓之所想，更好地做到一心为民。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一心为民，为人称道的官员，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学习到这样一种美德，并提高为一种思想境界。

文天祥也曾以诗句表达了自己关心百姓，一心为民的思想，“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粮。我名浑小事，我死庸何伤！”在他心里，百姓疾苦的重要超过了他的生命。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之后，随即被革职查办，发配伊犁。当他到新疆之后，却不顾年高体衰，一心只想为老百姓、为国家做些事情。他到各地实地勘察，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当地的“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这井和车为“林公井”、“林公车”。

4. 办实事、除弊政：

官员一心为民，无论有怎样的思考，坚持怎样的原则，具备什么样的精神，最终都要落实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上，那就是为民“办实事”。老百姓跟官员深入接触的时间有限，所思考的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复杂，他们所看到的、所关心的，就是实际的事情，就是看官员们的具体行动。这种办实事与官员日常的施政措施相对应，又常常特别地表现为及时革除工作中的弊政。这两方面相结合，一方面强调一般性的目的，一方面强调特殊的为政方法。连在一起，就是“办实事、除弊政”。

官员要为民办实事，也是唯物主义的体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且知荣辱。”对广大老百姓来说，小到一日三餐、衣食住行，大到工作、收入、婚丧嫁娶以及生老病死，这些事关实际生活的问题，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中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当然，老百姓的“实事”绝不仅限于这些物质、生活的层面，学习、思想、精神的需求也是他们的实事。对这些老百姓所关注的实事也要有一个区别，分清轻重缓急。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底部的四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为缺乏型需要，人们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需要的基础上，才会发展到顶部的“自我实现需要”，谋求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一般来说，这五种需要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低一层次的需要获得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次的需要发展，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所以，老百姓的这些实际需要是后面更高需要的基础，官员要一心为民，也要从这些实际的需求开始。

历史上，凡是能为民办实事、除弊政的官员，都会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大文豪苏轼以文留名于世，实际上他还在老百姓当中有一个“苏贤良”的美称。在《苏轼九章》中曾这样写苏轼：“四十年，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凡所到之处，百姓无不爱戴感念，世代相继”。在徐州抗洪时，他率先垂范，带领百姓日夜奋战，在清山凿渠，引洪水入黄河。在杭州防疫时，他亲自动手，采用秘方，发动众人配药，很快控制了瘟疫。他动员大家收养孤儿，上书废除溺婴恶俗，呼吁宽免百姓公债，修改害民衙规，掩埋无主枯骨，维护弱者利益，取消官办扰民节日，反对官府与民争利。苏轼任职遍及大半个中国，任期虽都不长，所办利民好事却多不胜数，“苏堤春晓”、“三潭印月”千年不衰，“东坡肉”、“东坡鱼”百姓钟爱。苏轼每离任一方，百姓都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自发送别，场面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