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永远都不希望自己要作出彼得罗夫在1983年需要作出的抉择，但毫无疑问，常识在评估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让我们更为巧妙地运用这些知识，弥补科学和应用之间的差距……弥补知识时代和智慧时代之间的差距，而且它不需经历全球性的改变，因为它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里。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过去10年卷入的交通事故要比我40多年的驾龄中经历的还要多。但幸运的是每次他都能够脱险，而且伤势都不重。

尽管每次事故中他不一定都是过失方，但每次遇到的情况也并非总是有利于他作出最佳决定。就好像说，绿灯并不意味着通过十字路口就很安全，即使有标识提醒在人行道上停车有危险，也并不意味着在那里卸货的卡车一定会注意到警示牌。每次事故中，他的常识都提醒他一定要谨慎。他坚持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而且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但需要谨记的是，正确并不等于安全。

或许这听起来是一个愚蠢的例子，但它却说明了交通规则只是指导性的原则，而不是安全的绝对保证。

同样，如果科学原则在新发现面前不再适用，或许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掌握所有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继续遵照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事。

遵循那些对我们有害的科学教条是毫无意义的，但这正是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比如我们给满教室的学生教授那些我们已经知道不再正确的科学观点。就像我们在接下来的几章中要看到的那样，在竭尽全力去回答关于生命、战争和人类生存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将智慧、知识、科学方法和常识结合起来，这一点显得越来越关键。

如果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们走进了死胡同，那么我们必须决定，是应该退回去重新开始，还是继续沿着这条死胡同往前走。遗传学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时就曾经陷入过绝境。我们也有可能在物理学对“上帝粒子”的探索过程中再次见证这样的绝境。

如果我们对自我是诚实的，我相信我们会找到答案，帮助我们理解整个世界和迎接生活中的挑战。要想做到这一点，很显然只有知识是不够的。进入智慧时代，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所有经验，让它为我们进入深刻真相这一未知领域领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