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黄阿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酒精中毒留守在西贡医院打点滴。从九龙到西贡，也许是插了翅膀才能那么快地飞过来。我没有问他从哪里知道我的号码。网易同学录上每天都有人在往上面贴自己的联系方式和职业，生怕老同学不知道自己已混得人模狗样。

他戴着大墨镜和渔夫帽，但还是含情脉脉地拉住我的手，问我：“你还在生我气对吧？你原谅我了吗？你为什么一个人跑香港来？为什么不留在北京？”

最后他说：“我找了你好久，跟我走。”那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现实中说起来居然也那么掷地有声，砸得人心直疼。

中午，当穿着号称两公斤重的制服，提着周记的猪肝粥赶过来的大雄得知已被另外一个人篡权夺位时，便把猪肝粥留在了病房，人走了。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说了一句话，不是汉语，不是英语，也不是日语和法语。原来，他还会第五种语言，说不定真的是火星语。

西贡的公寓里，他什么都没带就离开了，刮胡刀，除毛膏，男士洗面奶，只带走了一大箱子的电影光碟，用警员薪水买来的正版DVD。我把他用过的东西都打包进一个箱子里，贴上寄往警局的地址。可笑吧，生活在一起那么久的两个人，居然连他的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这些已不重要了，我有了黄阿明，那个大学时候在我的宿舍楼下拿着把吉他唱情歌，唱到差点挨处分的男生。

没什么比破镜重圆更美好的青春。尽管我失去了大雄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