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听众的现场描述非常生动、传神，稍嫌不足的是他对时间的记忆，略有偏差。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梁启超的演讲，发生在民国十一年（1922）的春天，具体说就是3月的4日和5日两天。他在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哲学社请梁任公讲演，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借第三院大礼堂为会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因为他连讲两天，——我仔细一想，就到会了，索性自己去介绍他。他讲了两点多钟；讲完了我又说了几句话闭会。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同上，304－305页）

胡适看上去颇有些无奈，有些哭笑不得，也有些恼怒。他在演讲现场也许还碍于情面不好发作，但当晚写日记的时候，这种情绪就不可阻挡地爆发了：

他今天批评我讲孔子、庄子的不当。然而他说孔子与庄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过他们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这种见解，未免太奇特了！他又说，庄子认宇宙为静的！这话更奇了。

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使我大失望。

最后他还表示：

梁先生常说我的时代观念太分明了。这一点我不但不讳，还常常自夸。我这部书的特点，一是时代分明，二是宗派分明。我决不会把孔子、庄子说成有同样的主张，同（样）主张“万物与我并生而天地与我为一”！

但是这种不同的观点都是好的。我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考虑的工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以上均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05－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