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梁启超在学术上的是是非非我们且不去管他，但发生在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却颇有一些意味，很值得记述一笔。梁任公的演讲，历来是人气旺盛的。这一次他要点名批评的胡适，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思想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其受到关注的程度之高是可以想见的。那一天，“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坐满了听众”。其中一位年轻学子，就是后来编纂《汉藏大辞典》的张怡荪教授，他在多年以后向自己的学生讲述了发生在当时的一段佳话。据说，“数千听众中，他是坐在窗台上的一个，他的笔记，是匆匆写在几张临时找来的烟盒纸上”。根据他的笔记，梁任公在演讲时曾提到《老子》一书有战国作品之嫌，并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查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并没有这句话，但其中第五节专门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提出了质疑，说过“我很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的话，现场笔记各有侧重，也是可能的。）这位张先生回去以后便写了一份“判决书”寄给梁先生。“这是一篇以文艺形式写成的学术论文。文中称任公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之一位’的身分‘受理’任公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决主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原诉驳回，此判。’”

张先生的学生郑伯麒先生在1983年写文章追诉这件事，他说：“就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居然敢于批评当时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任公先生：‘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然而，梁先生收到这份“判决书”却很兴奋，尽管他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深自赞许作者的才华，亲自为他写下了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后来，张先生的这本书出版，梁任公的题识则外套方框印在正文首页的正中。（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07－308页）

晚年梁启超在胡适面前常常喜欢有一点争强好胜的表现，他几次与胡适过招，往往是他挑战叫板在先，胡适应战在后，有时甚至就不应战，低调处理。发生在1923年的“国学书目”之争就是这样。最初大约是清华学校的胡敦元等几个同学将赴美留学，请胡适拟一个“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见《读书与治学》，195页）的书目。其后，这个书目发表在2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并被3月4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7期所转载。《清华周刊》的记者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这个书目，并于3月11日给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针对这个书目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和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同上，207－208页）胡适有一封答书，回复《清华周刊》的记者，他在书中对书目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并在原书目上以加圈的方式，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