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所谓“旧事重提”，说的就是1915年以来他与梅光迪、任鸿隽等朋友之间关于白话文学的争论，当时，除了女同学陈衡哲支持他，几乎所有同学都是他的反对派。他深深感到了一点寂寞和失望，不禁感叹道：“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胡适：《胡适自传》，126页）但是，当他在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先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并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却得到了国内一些青年学者如钱玄同、常乃德等人的支持，陈独秀特别撰文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同上，131页）

革命家的武断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可以不让别人说话，却不能使问题自行消失。梁启超始终相信，革命，特别是文学革命，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他说：“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知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5页）而且，也须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新诗写作的实践中去。就像当年胡适放弃与朋友们的争论，投身于白话诗写作一样，晚年的梁启超也对白话诗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也许写不出《尝试集》一类的白话诗，但他写了不少半推半就的“白话词”，并总是抄寄胡适请他指教。《梁启超年谱长编》中保存了三通梁启超致胡适的信，分别为1925年6月22日、26日和7月3日，涉及新词6首。今日发现一批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信，共11通，其中论词4通，有两通我们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已经见过，另有两通则不见于梁启超已发表的任何文字。信中所抄词作，均未收入《饮冰室合集》，应是合集之外的“遗墨”。这也说明，梁启超与胡适的许多交往，至今还在公众视野之外，甚至不为学界所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录了胡适谈到王国维和梁启超：

胡颂平因问：“我从前听人家传说，先生住在北平的时候，梁任公先生来看先生，先生送至房门口为止；王静安先生来，先生送至大门口，不晓得这种传说是否可靠？”先生说：“没有这回事。我是住在钟鼓寺，静安先生住在我的后面不远的地方。他只来过几次。任公先生就没有来过。他住在天津，我倒常去看他，吃饭，有时候打牌。这种对我的神话，外国也有许多，将来把它写出来才对。”（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7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