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先人那种大家族的生活，难有那种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经验。以伦理见长的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验，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家庭、宗族伦理是跟王朝专制一样消逝了，但新的个人以上的文明单位：纵向的代际或横向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那些一度最先进的中国人，如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的后人跟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种类。当代人所称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则绝大多数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说不肖子孙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归宿和认同。只有父子两代之间的传承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风，这正是当代人的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人仍得努力寻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幸运的是，中国的巨国规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浅薄、粗鄙、无文，能够给失教的当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说，总有例外能给人以教育和示范。在传统家族向现代艰难转化的今天，我们考察这些家族，可以理解传统与现代变易最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诸种况味。广西桂林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纵贯数代而一脉相承的家族。

一

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的儿子梁济只有8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在母亲的督导下，梁济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涵养出忠贤胸臆。光绪十一年，梁济27岁，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40岁才当官。梁济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他的字即是巨川）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