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的风光历时250年，在17世纪中叶厦门港兴起后，终于衰亡，但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仅仅从军事角度上看，易守难攻这一特点，就注定了它的重要性。

清军大举南下后，郑成功孤守金门厦门，而海澄则是拱卫金门、厦门的屏障，是最重要的外围据点。不料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黄梧却献城降清，将郑氏军队贮存在海澄的粮粟25万石和无数军器、衣甲以及各将领的私蓄，一并献上。

久攻不下的闽南，突然豁开了一个大缺口。郑成功痛心疾首，他太悲愤了，简直暴跳如雷，不仅为那些支撑军队衣食的大量物资痛心，更痛心的是自己竟看走眼，将那个位置交给这样一种人：“吾意海澄城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如此悖负？后将如何用人？”

仰天长叹，世事确实太难料、人心确实太叵测了啊。

那时期，虽然郑氏军队降清者无数，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给郑成功当头一棒。此去了，彼又来了，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但这个黄梧却不一样，黄梧太聪明了，脑子比别人转速快几圈，降清后他很快做出两件事，事情不大，似乎也没费多少劲，却如同两把利刃，深深刺伤郑成功的命脉：其一，他向清政府举荐当时还不被重用的施琅；其二，他献出“平海五策”，建议内迁居民、拆除房屋、斩断郑氏根基。

不过是县衙一名普通小差役出身的黄梧，用这两个建议，证明了自己看人断事的眼光是如何又准又狠。而他的另一个奏议则更狠更绝：他认为郑芝龙是一切的“恶首”，“必先断绝芝龙，使之音问不通，则成功只海上匹夫尔……请密奏剪除芝龙，以绝盗根”。（黄梧小注）

密奏是1657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呈的，清朝廷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不予采纳，他们仍把郑芝龙当成手中的一张牌，用以制控郑成功。但这事总算被挑起了头，4年多后，即1661年十月初三，在郑成功挥师渡台之后，清朝廷终于想起黄梧的那个密奏，于是动用了屠刀，将郑成功父亲郑芝龙以及三弟郑世恩、四弟郑世荫、六弟郑世永等全家11口人，以“谋叛律族诛”，全部斩杀于北京。紧接着，在各处的郑氏祖坟，凡能找到的，都被掘地挖开，尸骸弃之荒野，任日曝狗啃行人践踏，极尽侮辱。

最亲近的人，才能有最致命的伤害。

黄梧表出这样的忠心，当然令清朝廷十分受用。顺治皇帝一高兴，授他以“海澄公”，给予敕印，并追封其祖上，赐金在他家乡霄岭建造宗祠，似乎很光宗耀祖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晋太子太保。顺治死后，康熙帝仍然对他重重加恩：康熙六年（1667年），授其一等公，准袭12次，并赐予金匾。

但人生苦短，他其实并无福享更多的荣华富贵，康熙13年（1674年）病逝于漳州，终年57岁。在他死后第二年，从台湾西征而来的郑经攻下漳州城，马上将他的灵柩一把砸开，又把他及儿子黄芳度的尸体拖出来车裂，再将黄家在漳州的数十口人一并杀死，以泄郑家在心底憋闷许久的一腔忿恨。

这当然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