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君主中，将康熙归入可圈可点的明主之列，已经是大多人的共识。而1661~1722年，在康熙长达61年的帝王生涯中，台湾问题的解决，成为这个大清皇帝被后人称道的重要功绩之一。君临天下，四海归一，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确实都算是一大幸事，歌而咏之，未尝不可。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殊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这首题为《中秋闻海上捷音》的七律诗，是康熙在接到澎湖捷报后写下的，他的欣喜在字里行间活蹦乱跳。有传说，康熙一高兴，甚至当场脱下自己所穿的御袍，遣人赐予在前方征战的施琅。与冰凉的万两黄金或一两顶乌纱帽相比，一件带有体温的衣服所传递出来的亲密感与温暖度，显然更胜无数。单此细节，就叫人不难想象得出，这位堪称文韬武略的帝王，在当时是怎样喜形于色、手舞足蹈的。

但是，兴奋归兴奋，现实仍然是严峻的。海天万里，孤岛漂浮，怎样使其不成为烫手的山芋？这个现实马上就严峻地逼到眼前。让台湾归属福建省管辖，仅仅从地理的角度上说，整个中国再没有第二个省更适合了。但福建与台湾之间毕竟仍隔着一个浩瀚的海峡，如何才能管得游刃有余，掌控自如呢？康熙对此想必也是头疼的。

1684年，在福建省与台湾府之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叫兵备道。这是明清时期置于各省重要地区的一种机构，具有管理军事、教育、财政、司法等职能。因为必须同时分管两岸的兵备驻防事务，这个兵备道就取名“台厦兵备道”，办公地点在台湾与厦门各有一处，道尹半年驻台，半年驻厦。而澎湖则设立一员副将，统兵2000人。

第二年十月，在台湾驻防的兵丁又实行轮换制度，戍台兵丁都由福建省各地驻军中抽调，每三年轮换一次。文官也类似，都是从福建省内现任官员中抽调的，被抽中者，大多对台湾的风俗习惯较为熟悉或有所了解，并且最好是熟悉或者略懂闽南语的。

与大陆相比，那时台湾尚荒芜寂寥，灯红酒绿肯定谈不上，瘴气还四处弥漫，染个痢疾不治身亡也是非常可能的事。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间（1684~1707年），凤山县共有9任巡检，他们中只有一个叫沈翔升的侥幸告老解任，其余8个都死于任上。荣华富贵享不到，却得拿性命去冒险。而且按规定还不能带家眷，就是有美艳妻妾成群结队，也只能搁在家里终年闲置。在这一切之外，最关键的是俸禄竟不多，按连横的《台湾通史》记载，分巡道一年仅62两4分4厘银两，知县更少，只有27两4钱9分。又累又苦又危险，自然无法被视为肥缺，避之大约都唯恐不及吧。

有没有人主动请缨东去呢？也有。

《禆海神游》一书的作者叫郁永河，浙江仁和县人，恰好那时他在福建谋生，是福州府正五品同知王仲千门下的一个幕宾。幕宾是什么呢？非官非吏，无品无位，被哪个地方长官养在府中，有空时帮忙出出主意，贡献一点小计谋换口饭吃罢了，应该算个闲职，多一个不嫌多，少一个不嫌少。康熙三十六年（1696年），福州火药库无端失火，把库存的50多万公斤火药也一把烧毁了。火药是军费物资，怎么办呢？得赔上，得尽快重新制造出来。但福建并没有造火药所需的硫黄，听说台湾有，就派人去采。台湾硫黄产地在北部，但那时那里还未开发起来，谁去都有苦头吃。结果动身的人是这个郁永河，没有人逼他，是他自己要去的。这个人手脚一直没法闲住，自称“性耽远游，不避阻险”，从老家来福建不过五六年，却已经将福建其余8个府全部走遍，剩下的只有一个台湾府了，他早就心里痒痒的想去看个究竟，没料到突然间机会从天而降。（郁永和小注）

动身之前，郁永河听到很多关于台湾的传言，“人至即病，病辄死”或者“水土害人，鬼物为疠”之类的，都很吓人。但1697年，也就是在施琅平台后的第14个年头，他还是兴致很高地动身了，从福州到厦门，再从厦门到澎湖，又从澎湖到台湾，先南部，再往北去，历时9个月之久。在淡水北投一带，硫矿的含量非常高，烧炼时，多的话一锅“可得净硫四五百斤”。郁永河以七尺布换一筐硫黄，向当地人收购。回到福建后，便将在台所见写成《禆海神游》这本书。书中有关台湾山光水色、风土人情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习性等等的叙写，成为后人研究当时台湾历史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