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领导人，又是教授，母亲觉得他很平易近人。母亲当时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向警予认识，并给向警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使母亲对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母亲曾经回忆起这次见面说，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她到了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秋白担任她们谈话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

母亲是父亲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那时办夜校、组织罢工，她都参加。母亲很同情父亲，他的第一任夫人去世后，就一直照顾他。父亲应该是首先对母亲产生爱慕之情的，他们俩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就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母亲对他的才华是十分倾慕的，但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浙江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父亲。

然而，执著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秋白也来到萧山找母亲。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秋白、母亲接到他家去谈，他们谈话都是心平气和的，十分冷静，又谈了两天。最后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沈剑龙同意他们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一个就是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一个是母亲跟秋白结婚，那个时候叫恋爱关系。然后，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觉得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他是很不容易的，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比他要配她，所以他同意。

虽然“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比较开放了，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轰动了上海，有的很佩服，有的也很惊讶，一时议论纷纷。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这三个启事的同时，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生父的父母亲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认为丢了沈家的面子。其实母亲跟我生父离婚的事情，爷爷还是同意的，因为生父当时对母亲有点不忠吧，但是，秋白和生父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