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完此信后，陆老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回家后我就给党中央写了一封请求给我父亲平反的长信。

在这封信里，我提到1946年我母亲和我从新疆监狱释放回到延安，毛主席单独请朱旦华和我母亲吃饭，我也在场。毛主席关心地同母亲讲到瞿秋白时说：“你放心好了，中央已经对他的问题做了结论了。”毛主席所说的结论指的是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不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关于我父亲问题复查组。中纪委成立复查组之前，在报刊上已有人发表一些文章，如黎樹呼吁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秋白同志平反。尤其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起到了为秋白同志平反的先导作用。后来复查组邀请陈铁健参加复查组的工作。

复查组组长孙克悠找我谈话，她说：“你给党中央的信我们看到了，你放心，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复查。你的姑妈也写了信要求给瞿秋白平反……”

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我和女儿曾经去问过他一些事，他说：“秋白先生在狱中确实写了《多余的话》，委托参谋长向贤矩寄给他在武汉的朋友，向贤矩问我可否寄，我说可以寄。蒋介石派两个中统特务到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劝降，但他们从瞿先生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秋白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

虽然他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很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已经习惯了，很多人找他问这样的历史问题。他也很坦率地说：“我看了《多余的话》，没有什么叛变自首，没有出卖谁也没有出卖组织，不过有一点消极的情绪。”他都看得清楚，可是我们的人看不清楚。

那天，我和女儿边听边记录证明材料。我们谈了约40分钟。回家后，把谈话记录整理后交给了中纪委复查组，以协助他们的工作。

中纪委复查组大约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复查，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们走访了许多知情的老前辈和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当时有些老前辈在报刊上发表了回忆我父亲的文章，这些文章为父亲的平反起了舆论推动作用，有力证明了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

中纪委复查组起草了为父亲平反的文件，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父亲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孙克悠告诉我，本来五中全会上拟为刘少奇和瞿秋白平反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结论，但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有关瞿秋白的平反。她要我到京西宾馆找陆定一，请他在会议上提一提有关秋白同志平反的事。我真的去了并找了陆老，转告了复查组的话。他说：“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都提了书面意见，但没有被大会采纳。这样一来五中全会没有讨论也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