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我打电话给当时的宣传部长王任重，问为什么父亲的平反问题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是不是因为毛主席定的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不好改，他回答说“是这样的”，当时“两个凡是”还起一定作用。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父亲的问题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

事实上很多人对我父亲还是很有感情的。

复查组走访了很多老同志，在上海还召开了二十多位知情人参加的座谈会，材料收集得很充分。当时我想，如果在北京能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该多么好！北京有好多了解我父亲的老前辈，也刚好是父亲就义45周年快到了。

于是，我分别找了周扬、贺敬之、林默涵三位，给他们谈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由中国文联向中宣部并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中国文联、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于6月17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西厅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座谈会，邀请一些老同志、文学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座谈会拟请周扬同志主持，请胡乔木、薄一波、陆定一、李维汉同志讲话，会后由新华社发布消息。座谈会倡议，由毛著编辑办公室研究瞿秋白的著作，搜集瞿秋白同志的手稿，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有关文艺思想的著作，由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并组织几篇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这一报告很快被批准了。这样于1980年6月17日召开了纪念会，有300人参加。周扬同志主持会议，他还做了题为《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报告，这报告于6月18日见报。特别使人感动的是，茅盾伯伯眼睛刚刚做完手术也赶来参加会议，他是坐轮椅被推进到会场来的。

我知道他的身体不好，就跟周扬说让茅盾先讲话。周扬讲完话以后，茅盾说：“文章我已经写了，这里我不多说了，我只有一个意见，就是秋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遗著，我建议把他的政论由文献编委会编书，而文学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编。这是对秋白同志最好的纪念。”他说完后，我们就推他回去休息。

这里我要提一下，茅盾伯伯非常关心我母亲的问题。“文革”期间我关在牛棚，为了设法给被关押的母亲平反，我请病假出来到茅盾伯伯家里避难三次。他和他的儿子韦韬及儿媳小曼热情地帮助和保护了我。我没有想到在白区工作的年代我父母在茅盾伯伯家里避难多次，而在“文革”期间我又不得不在茅公家里避难。当时母亲有病，她在监禁中需要吃药，需要向中央反映她的情况，能得早日解放。茅盾伯伯、胡愈之夫妇热情帮我找药，并创造各种条件以便给周总理写信。我从心里就非常感谢和感动，至今难以忘怀这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