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狱中战友的寄语，对“红小鬼”时的朋友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力。1974年9月9日，丕显叔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此信真灵，毛主席八天以后做了批示，丕显叔叔才摆脱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亲这样劝导丕显叔叔完全是真诚的，他们倾心相交几十年，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太残酷了。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小津匆匆跑来看我父亲是否安全。父亲送他出门时脸色凝重，声音坚决地对他说：“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

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于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同时，他的两位“红小鬼”出身的战友也处处帮助他、提醒他、规劝他、配合他。谭启龙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书记，后任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在他68岁时，率先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位，退居二线的请求。丕显叔叔则在1980年就向邓小平同志推荐38岁的年轻干部王兆国同志。这有《邓小平文选》二卷为证，下面是小平同志1982年7月4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

“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同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多。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择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这位副厂长就是王兆国同志。在小平同志和丕显叔叔的推荐下，我父亲不敢怠慢，并代表组织亲自做了考察。

1983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以干部四化为标准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又于1985年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给年轻干部的筛选、任用再铺设一级台阶，再进行一次全党性的选拔。

父亲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对开阔的鄱阳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头像，撰有他的生平。他双眼凝视的前方镌雕着党徽、团徽、队徽。三枚徽章代表着一个组织整体。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赖大超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体的存在，他们将永远不会干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