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陕西。丕显叔叔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23年之久，其见识、经历很丰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我父亲。父亲关心上海方方面面的发展，丕显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导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文革”一来，一时天旋地转，人伦颠倒，批判、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动路线”要斗，“走资派学术权威”要斗，“黑五类”要斗，“红小鬼”要斗，“刘、邓”要斗，还有带枪的“刘、邓”最后也跑不了。我父亲1966年8月就被停职打倒。1966年10月，丕显叔叔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他的心情复杂、彷徨、心中无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紧张而忧郁。“什么是党内走资派？”他的心理活动正像他的回忆录描写的那样：“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

“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真是天下第一奇闻。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出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首当其冲的人物就是陈丕显。1967年1月l日凌晨3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指示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这一条线却策划着一场夺权阴谋。1月4日《文汇报》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夺权，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冲进市委大楼，抢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扣押了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张春桥为此作注：“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至此，丕显叔叔带着鼻咽肿瘤，开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父亲1971年告别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赋闲。随着父亲的到来，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来，热闹起来。先是我们兄妹的同学来，同学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接着受到冲击的干部来，以后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也来……我父亲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开始他和客人、来访者的谈话。他戏称自己是没有分配工作，没有职务，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家伙。一次丕显叔叔的长子陈小津来到我家，他向我父亲述说了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他父亲的经历和仍被关押的现况。以后他往来更加频繁，粗略统计，约有三四十次之多。

我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体告诉小津给主席的信应该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