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故乡参加编修地方志时，为了尽量多搜集一些叶名琛的资料，曾设法联系了一批叶氏后人。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是他们今天多散落在海外，二是多数以经商为生为业，也有为学的，当然也有为政为官的，但并不太热衷于仕途了，似乎他们做官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给自家的生意保驾护航。这一现象也许只是偶然，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叶氏后人是不是曾从他们这位官至两广总督的先辈身上看出了为政为官的太多风险和太多无奈，也不再对他曾供职和效忠的那个朝廷很有信心，便不愿再为它卖命了？

有时候，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叶名琛也算是自己的老乡而拔高了他，甚至虚构出了另一个叶名琛。为此，我一直在这一历史的角落寻寻觅觅。但随着我的寻觅，我又越来越相信自己已走近了真实的叶名琛，发现他人生的多义实际上是并不需要我“发现”和“论证”的，而是早就注定了的。

晚清的两广总督，常兼通商大臣，实际上相当于兼了今天的外交部部长和外经贸部部长，就这一点来说叶名琛等实际上有点相当于今天有的国家所设的外相，即叶名琛也可算是中国最早的一代外交官。

然而闭关了几千年的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外交，它一直以“老大帝国”自居，从来就没有用平等的眼光和心态看待过和对待过任何别的国家；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后，大门已被人家用大炮轰开了，但是制定的外交政策还是不乏居高临下意味的“俯顺夷情，以示限制”，并将它始终作为外交总方针。

这一方针看起来是两全其美：一方面“俯顺夷情”可以保证稳定“中西相安”的局面；另一方面“以示限制”也可维持国体，使大清封建体制免受西方“蛮族”的破坏。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厢情愿，其无异于“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悖论——如果执行“俯顺夷情”这一目标，必然意味着清政府要对西方国家作出让步和妥协，而这又必然导致清政府对固有的外交传统有所改变，从而难以做到“维持国体”；但如果要“维持国体”，又必然意味着清政府将实行与西方对抗和不妥协的政策，这又难免导致中西冲突，从而又与“俯顺夷情”相矛盾，并打破“中外相安”的局面。正是因为清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这一难以克服的悖论，使得这个“两广总督”几乎是一个“死官”，那两广总督府也似乎成了一座政治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