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将李鸿章与他的对手，且是最终得胜了的对手伊藤博文进行了一番比较后说:“假使将两个人调换位置，恐怕伊藤博文比不上李鸿章……但日本如伊藤博文这样的有学问的人，同辈中不下百人；中国像李鸿章这样有才能的人，同辈中也找不到另一个，因此又不能把责任推到李鸿章一人身上。”很有趣，梁启超说出这话，实际上也等于否定了他自己对李鸿章在外交上败于事的指责，也否定了自己对李鸿章“不学无术”的指责。李鸿章看起来的确是勇于任事败于事，但是用一个日本人的话来说，“李鸿章的这些行为，是利害得失的问题，不是善恶正邪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李鸿章真的早死几年甚至十几年，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仍然难以避免，而李鸿章的人生悲剧倒真能就此避免了——他一定是又一位我们民族的英雄和伟人。但如果真的那样，我们或许便不能那么迅速地知道李鸿章的路原本是走不通的，因为他还给我们留有悬念，我们也就不会那么快地认输，也不会那么快地清醒——这又是更大的悲剧了。所以我们又得感谢老天，让李鸿章活得挺长。

也有人说，李鸿章若再活得长一点，他或许就会有补救他错误的可能，因为甲午战争失败后，在广州做医生的孙中山曾给他上书，虽然他并没有给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的医生回信，但其思想多少还是对他有所影响。孙中山热脸贴了李鸿章的冷屁股，一怒之下去革命了，并于六个月后创办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并又从第二年开始发动起义；而巧的是，差不多与此同时，李鸿章竟然来到广州任两广总督，据说竟然曾萌发过要在两广造反、独立的念头。但我总以为这只是传闻而已，原因很简单，此时的李鸿章已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翁了；再则从他临死前留下的最后两句话来看——“可恨毓贤把国家害到如此地步！”“皇上和太后不肯回来呵！”——他终究只是一个“拼命做官”（曾国藩语）的人，终究是不会想做“皇帝”的！不过我倒真希望他有这个野心，若真有，他至少是一个英雄，一条好汉。

然而李鸿章不是英雄好汉，更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勇于任事而终为事所败的人。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为事所败就否定他的勇于任事。大概正是基于此，今天才会有“做事要学李鸿章”的话并能流行一时。此话虽只流传于民间，但我倒由此而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已真的开始清醒与成熟了。李鸿章若地下有知，我想也应该十分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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