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鸿章究竟有没有学问，有多大学问？我们谁也搞不清，但仅此二例就足可证明他并非一个不学无术之人，但他为什么就不能挣脱自己的困境，也同时为国家和民族找到一条真正可以新生的道路，而最终只能失败呢？

这个问题，我想不但我在此无法一言作答，而且今天许多人仍然都难以一言作答。可我在此想反过来问一句，如果李鸿章真能如此，那还有“戊戌变法”吗？还有辛亥革命吗？这一切就是历史，历史就是这样，有局限、有遗憾，一切都是必然。因此，李鸿章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悲剧，而更在于使我们从这悲剧中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那条道路是走不通的。从这一角度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李鸿章，就不会有康、梁对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进一步的认识，也就没有“戊戌变法”之于“洋务运动”的进步，也没有“辛亥革命”又之于“戊戌变法”的再一次进步……

因此，我们不必也不该过多地指责李鸿章的“勇于任事”，如此无异于指责他“多事”。是的，一个人少犯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少做事甚至不做事，因为不做事就不会犯错误，只要做事总难免犯错。但如果李鸿章真的不做他做过的那些事，或他真的早死几年或十几年，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当然会有别人去做，偌大的中国不会真的没有人的，更何况其前提是去“当官”，是许多人削尖脑袋去钻的事；只是他们去做的结果一定就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吗？未必！老天偏偏没让李鸿章早早地死去，他活得挺长，似乎故意要留着他犯一个历史不可恕的大错，从而也为自己开创的“洋务运动”画上一个悲怆的句号，更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铸下一个天大的劫数。这一切只能说都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