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大肆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各派社会主义中的“最要善”，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和《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大家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等几篇文章，大肆鼓吹：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的什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早已看不惯、听不惯张东荪的这一套，他们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与之展开了激烈论战。11月17日，李达以“江春”的笔名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来批驳张的谬论。同日，陈望道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质问张东荪曾经鼓吹社会主义，为何现在又来诅咒一切社会主义呢？想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去开发实业吗？不久，李达又写了《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地商榷》两篇重要文章，进一步推进了反假社会主义的论战。

张东荪等人显然是不会甘受批判的。12月，张东荪又抛出《现在与将来》一文，改良主义腔调更加猖狂。梁启超发表了《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支持了张东荪的反社会主义论调，而且更胜一筹，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反对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

针对这种情况，李达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主要回应梁启超此前发表的《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指出了后文的真面目：误解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高唱爱国主义，排斥外国资本家；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误会社会主义运动。这五点，是要旨，也是要害。李达在文中逐一批驳，他指出，这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论战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场大争论，究其实质，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也是采用革命方法还是采用改良办法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正面给予了有力的回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激烈论战的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投入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之中。争论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建立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