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星期评论》刚刚创办一周时，即1919年6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在第8版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副刊《觉悟》，主编是邵力子。《觉悟》发行的第三天，就赫然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6月18日，李达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第二天，李达接着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深入剖析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并比较了社会主义与著名的法兰西革命之间的不同。邵力子在1920年1月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评论，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个大政党”。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李汉俊在1919年10月撰写评论工潮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得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1920年5月，陈独秀编辑出版《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以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材料，译载苏俄劳动法典，宣传劳动运动。沈玄庐与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也编辑了“劳动纪念号”，配合《新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别的思想流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和反对，是不言而喻的，上海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论争的主要阵地。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中，主要有两方面的阻力：一是一些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主张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二是主张取消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实行“无政府”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等。以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战线与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论战。

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行会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思潮，鼓吹不通过斗争而摆脱剥削，主张工人联合成基尔特即行会，通过和平方法实行产业民主和产业自治。1919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讲学，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可以免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之弊害及俄国不幸命运之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卖的却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膏药，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妄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