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张群如此胆大无礼，周围的人都极度紧张。段祺瑞瞪大眼，喘了几声粗气，食指弹了弹，让张群过去了。事后，张群很得意，跟人说：“我想那时当政的旗人已非常担心汉人的反抗，遇到我这样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与其将我除名，不如把我收到军校加以训练。所以我能进保定军校，也许是因为我的倔强反抗才得到。”后来清政府计划送一批青年赴日留学，军校怕他在校惹事，借机让他出国去留学。

张群两次得益于“倔强”。

在1936年的对日外交中，他再一次“倔强”起来。

这种“倔强”，有他秉性的基础，更有当时形势的逼迫。几年来他的“亲日”名声在外，其时的“亲日”已经和“卖国”一样臭不可闻，而卖国的下场已有前车可鉴：汪精卫和唐有壬相继被刺，自己也被“锄奸团”列入暗杀名单……他不能不换一副面孔。

1月21日，广田在东京重申“三原则”，还说中国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到了最近更进一步提议，根据以上“三原则”举行日华亲善提携的谈判”。张群闻言色变，立即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次日严正宣布：

“广田外相演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

随后，有吉明被日本方面调回国去，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与中国续谈中日关系。这次会谈没用翻译，没有第三者，是以直接交谈的方式进行的。两人都对谈话内容极端保密。有田八郎又是那一套，要中国首先承认“三原则”。张群当时给他一个下马威：“调整中日邦交的最正当办法，就是从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有限度，即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

有田愣着，不眨眼，他疑惑张群为何一反常态，而且根本没有商量余地。会谈自然没有任何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