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然是这样说，不过英国政府正迫于筹谋对策以应付在欧洲窥测侵略机会的德国，故而对华态度是只要其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被侵犯，则力避和日本产生摩擦。

24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再次向英国大使谈道：“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间的协议可以同意，实已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条件，我方必予拒绝，彼时战争必不能免。现在唯有请英美两国从速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战祸。”

美国方面，在事变之初，也是抱着不卷入亚洲事务的消极态度。

7月25日，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力言：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之发起国，在国际法上、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美国政府接受这些话之后，由国务卿赫尔在8月12日发表一个声明，此刻才如梦初醒，想到还有一个国际条约，这才提出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即使在此时，美国人强调的还是它所关心的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至于具体的制止行动，对不起，它还没有顾及。

7月26日，蒋介石又与德国大使陶德曼、法国大使那齐雅分别晤谈。

那齐雅的话如天马行空，在历史云烟中耸人听闻：“在百年战争时代（14、15世纪），英国意图征服法国、扩张势力于欧洲大陆，但最后终于失败，缩回英伦三岛；今天，希冀征服中国的日本，也将必然会失败而退回到海岛上去。”

“大使先生可有具体想法？”

当蒋介石从那齐雅的高调阔论中清醒时，圆睁着眼，情不自禁对这位“满腹经纶”的大使先生，欲求一解救中国之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