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齐雅拿着历史的钥匙，却难开现实之锁。他的回答依然漫无边际：“日本军部意见不能统一，其前途并不光明。”

蒋介石瘪柿子一样的嘴，更瘪了。

十分明显，各国都因其本国利益的约束，虽则倡言反对日本侵略，但是一到具体化，便都趑趄不前。这样的态度，反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军部的气焰。7月26日，攻夺了廊坊的日军，继之又占据了平津之间的北仓、落垡各站，将铁路交通切断。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让其撤军的最后通牒。同一天傍晚，在北平广安门又发生了新的冲突。翌日（27日），日军已不再等待它自己所定的“期限”，便全面发动了攻击。卢沟桥边点燃的战火，终于在华北中枢的北平四周全面扩散开来。

这几天，远在伦敦的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及特使孔祥熙正准备去看戏剧《世界的末日》，收到了蒋介石的来电。顾维钧先看。电报在结尾时说：

“大战终于开始了。我决定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并正式宣战。请通知英国政府，并请它将英国空军在新加坡的飞机借给我们……”

这个消息使他们震惊、抑郁。虽然那天晚上他们还是去看了戏，可是心情沉重。舞台上正在表演西方生活中富有刺激的决斗；那夸大的、象征性的人群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地站起，影影绰绰，在中国大使的眼中，真的留下了“世界末日”的味道。

第二天早晨，伦敦的报纸登出了日本飞机在通州炸死500名中国士兵的消息，因为他们拒绝放下武器。上午11点，郭、顾二人去拜会驻伦敦的法国大使科尔宾。他们对他说，我们外交部指示我们请求法国政府在东京运用其影响，劝日本不要再提出必然会导致战争的过分要求。

科尔宾使劲弹动着长腿，迟迟不肯表态，语气中间对中国也不很同情。他的印象竟是：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是由于一次无缘无故的事件所引起的，也就是说，“卢沟桥事变”并非日本人挑起的。

郭泰祺和顾维钧从法国大使馆出来，就去见孔祥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