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这样评价17世纪德国学者莱布尼茨，他说：“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他的著作也是唯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德国莱布尼茨曾经写了一部《中国近事》，在这本书中，开篇写道：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

“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中国社会的确具有某种大一统极权特征，自信掌握了真理与正义的皇帝，既是人民的统治者，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以绝对的权威和仁慈管理一个道德淳朴的民族，和谐的制度使一个庞大的国家变成一个和睦的家庭。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为了公理与责任放弃个人的利益。”

“中国社会将教育当作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保证正义与公理的基础。他们都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那样，详细地制定子弟的教育计划，严格地规定其道德与知识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并开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考试制度，为国家管理与公共事务遴选优秀的人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关于孔夫子的道德哲学的教育，成为理想政治的一种形式。”

“中国的确像乌托邦社会那样，臻于至善至福、完美无缺，因此也就无须任何改变，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保持着某种令人羡慕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是一个静态的、永恒的社会，任何灾难与变故，最终都无法改变它。那些比耶稣更早降生的中国哲人们，为中国制定了道德国家的律令，以后人们便毫无改变地遵循它，将来也不会改变……”

但是，到了1793年，英国派特使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使团来华，以为乾隆皇帝拜寿的名义，商讨两国通商，结果因跪拜礼问题最终被乾隆拒绝。马戛尔尼这样评论那时的中国：“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