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

“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这样评论中国，他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 ‘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1816年2月8日，英国再次派威廉·皮特·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使团来华商谈贸易问题。使团团长阿美士德是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担任印度总督。1816年7月28日，阿美士德一行抵达天津口外。嘉庆皇帝仍然拒绝了英使团的通商要求，他下旨告知地方官员：“如要求开通商口岸，严辞驳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 1817年，阿美士德只好踏上归路。在回国途中，他正好经过圣赫勒拿岛，于是探望了囚禁在此的拿破仑。他们当然谈到了中国，阿美士德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拿破仑不这样认为，他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接着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但拿破仑说：“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拿破仑接着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拿破仑传》）

差不多以乔治·马戛尔尼为分水岭，此前，欧洲对中国只有表面的了解，对中国推崇备至，但在此后，欧洲认识了真正的中国，从此开始蔑视中国。而在乔治·马戛尔尼访华后仅仅67年，英法联军就攻入了北京，焚烧了圆明园。

不仅仅是欧洲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就连一向尊崇中国的日本也迅速改变了看法。日本曾提出“脱亚入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与中国为“邻”，也就是著名的“恶邻说” 。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说：“我日本之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福泽认为，这两个邻国对日本毫无帮助，反成外交上的“故障”，所以应该脱离这两个邻居，转向欧洲。这就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我们应该反省，为什么日本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成为“东洋”，而中国却无法迅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