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礼”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礼节那么简单，而是“礼法”，是天、地、人三道秩序的社会理念，《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所以，“礼”在中国古代实际上就是制度之礼，在现实中就相当于法，如清代学者唐晏所说：“古之治天下者，无所谓法也，礼而已矣。”（《西汉三国学案》卷六）

宋代学者吕大临在解释《周礼》中“天宫”一职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时之官，故总谓之天官。”（孙希旦：《礼记集解·曲礼下》引）

郑玄在《三礼目录》中对《周礼》按照阴阳五行设计官制注解说：天官冢宰，“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统理万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总御众官，使不失职。不言司者，大宰总御众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地官司徒，“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众徒，地者载养万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扰万民。”春官宗伯，“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长也。春者出生万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礼，典礼以事神为上，亦所以使天下根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夏官司马，“象夏所立之官。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夏整齐万物，天子立司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诸候，正天下。故曰统六师，平邦国。”秋官司寇，“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道也，如秋义杀害收聚敛藏于万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驱耻恶，纳人于善道也。”冬官司空，“象冬后位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闭藏万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无空者也。”

“礼”看似出自阴阳五行，实际上是君权神授的依据，《礼记·礼云》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周礼》时则是依据天道、地道、人道以及阴阳五行建立了理论基础，即天道思想，此后许多政论都依天道思想阐述国家政治，如《管子》书中《形势》、《君臣上》、《霸言》、《五行》、《禁藏》、《版法解》、《七臣七主》、《四时》诸篇都是以此为基础，《五行》篇直言道：“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万物，以总一统。”《四时》篇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是以圣主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

对于祖宗之法，商鞅早有论述：“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商君书·君臣》）但是，改革在中国是如此的缓慢，前进三步后退两步，甚至后退四步，以至中国在2000多年里几乎一直是在原地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