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周公制礼”已经为后世中国建好了金字塔模型：社会被划分为几个阶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经济上也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制度：“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尽管《周礼》可能是伪造的，但这部著作却实实在在地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

刘歆在“发现”此书后，备加推崇，其弟子门徒杜子春在东汉之初开始传授《周礼》之学，郑众、马融、贾逵等也都成了“周学”鸿儒，此后才子大师们纷纷对其加注，这最终使得《周礼》成为国家大典。

中国古代是人治时代，其表现为两大支撑，即精英政治和经学氛围。精英政治的主体是国王、皇帝，也有可能是宰相、重臣，经学氛围就是以儒家和法家为核心的诸子百家学说，其经学理论著作主要就是《诗》、《书》、《礼》、《乐》、《易》等，集成了儒、墨、道、法等各种理论，而《周礼》是一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融合了百家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其意义就在于为精英政治所需要的经学氛围提供理论大成。《周礼》的全书中心思想就是书中说述之“惟王建纲，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礼》之天、地、春、夏、秋五官各篇均以此言开篇）。儒学宗师朱熹在论述《周礼》设置百官的意义时说：“今人不信《周官》，若据某言，却不恁地。盖古人立法，无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朱子语类》卷八十六）”自三皇五帝至王莽时期，中国古代的官制和官员名称种类繁多，《周礼》不是以任何一国或者一代的官制设置为准，而是遍考各朝各代的官制，凡“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朱熹一语道破，说出了《周礼》为何不同于任何时代、任何一国的官制设计，而是包罗万象。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对诸子百家思想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祠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周礼》就是将这些思想融汇一处，正如班固所言“诸子出于王官说”，《周礼》将儒家思想与百家思想融汇，然后设计出一套复杂、庞大的体系，其目的就是要把思想落实到现实中。